材料一 据梁启超的《西学书目表》统计，从咸丰末年至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刊印各类西书共353种，其中科技类译著不下300种。这些科技译著涉及当时西方科技的各个领域，如天文学、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质学以及冶炼、化工、开采、纺织、医疗等。西方科学界的各种学说也被介绍到中国，如太阳黑子理论、生物进化学说等。牛顿、哥白尼、伽利略、达尔文等科学巨匠，逐渐为国人所了解。
20世纪初，中国科学社、中华工程师学会、天文学会等先后成立。1912年，詹天佑发起成立了“中华工程师会”，会员涉及各个领域，詹天佑要求他们“各出所学，各尽所知，使国家富强，不受外侮，足以自立于地球之”。20世纪20年代初，胡适谈到：“这三十年来，有一个名词在国内几乎做到了无上尊严的地位；无论懂与不懂的人，无论守旧和维新的人，都不敢公然对它表示轻视或戏侮的态度。那个名词就是‘科学’。”
——摘编自章开沅、朱英主编《中国近现代史》
材料二 1953年2月至6月，钱三强率领中国科学院代表团访问苏联，建立了两国科技界之间的对口联系。1954年10月，中苏两国政府又签订了“中苏科学技术合作协定”，决定在互相提供科学技术资料、互相聘请技术专家、互相接受实习生和留学生、互相接待技术考察专家等方面进一步发展合作关系。苏联政府先后派遣了800多位专家到中国任教，帮助中国高等院校开设新专业150个，建立实验室500多个。从1950年到1953年，我国派出留学生和研究生1700多人去苏联，1954年到1956年，又派出留学生4600多人、研究生1200多人去苏联学习。这批留学人员，后来成为新中国科技事业的骨干。
——摘编自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近代前期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状况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成立初期与苏联发展科技合作关系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中国近现代科技事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明代，王阳明平定匪患，颁布十家牌法。各家要父慈子孝、兄爱弟敬、妇和妇随，遇事要谦让，不得大兴词讼。轮牌人每日需巡视各家一番，并做好记录。十家牌法：某县某坊，某人某籍………右甲尾某人、右甲头某人。十家当家人轮流当值，每日酉时，持牌到各家，照牌审查。某家某夜少某人，往某处、干某事等，如有可疑，立即报官。如有隐匿，事发，十家同罪。
——摘编自王阳明《王阳明全集》
材料二 早在16世纪，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发展，在易北河以西的大部分地区，包括法国、低地国家、意大利北部、西班牙、德意志西部、英国和瑞典，都基本不采用农奴制，建起近代自治村社。各国颁布法律和敕令，废除了贵族专有土地所有权，拥有资本者可以直接购买土地成为土地所有者。17世纪，在西欧和北欧，传统庄园领主仍然享有广泛的特权：农民每一年都需要向领主缴纳免役费、农民土地交易时需缴纳交易费、领主垄断食品加工工具的垄断权，农民负担很大。这些特权导致农民暴动时有发生，很多国家就逐步将这些特权废除，权利收归国有或村社，村社获得土地使用和买卖自由。18世纪，虽然农民在村社已经形成政治实体，但社会影响力有限。随着法国启蒙思想和大革命爆发，村社自治权利得到进一步扩大，甚至可以独立选择议员和代表，参加全国政治活动。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王阳明推行十家牌法的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括欧洲基层自治发展的历程并分析其取得进步的历史背景。
【中医与中华文化传承】
材料一 孙思邈对中医理论进一步完善。医道方面：“吾闻善盲天者，必本之于人”；“天有四时五行，人有四时五脏”；“阳用其精，阴用其形，天人之所同也”；“体有可治愈之疾，天有可消之灾也”等，这些是孙思邈中医理论的立足点。医术方面：“良医导之以药石，救之以针剂，圣人和之以至德，辅之以人事”；“胆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圆而行欲方”。医德方面：“医者仁术”；行医“不为利回，不为义疚，仁之方也”。至此，中医基础理论趋于系统完备。
开元十一年颁布《诸州置医学博士敕》，要求各州配置一个医术精湛的医学博士，官阶九品。各州都要有《唐本草》一部，经典药方汇编类书一部，所收录的验方一百一十个以上，要与经史类书籍同等收藏。《诸州置医学博士敕》标志中医学社会推广开始步入正轨。
——根据翦伯赞《中国通史参考资料·古代史第四册》整理
材料二 《神农本草经》是中医药学的鼻祖，记载中药三百六十种，分上中下三品。梁朝陶弘景《本草经集注》新增中药一倍，也分三品，分别附于后。唐宋政府组织医家重修本草经，增补中药合计一千五百五十八种，被称谓中医药学大全。然而，唐宋中药学“品目多杂，甚至混淆，以至意义俱失”。明朝湖北中医药学家李时珍对中医药的发展十分忧虑，决心辞官，潜心科学，历时三十年，阅书八百余家，三易稿而成《本草纲目》。“书成，将上之朝，天子嘉之，命刊行天下，自是土天夫家有其书”。《本草纲目》的主要贡献有二，一是补增中药物三百七十四种，使中药品种增至一千八百九十二，这比秦汉时足足增加了五倍，李时珍是古代中药学的集大成者。李时珍最大的贡献还是发明中药学分类法纲目法，这比《神农本草经》分类法更科学。纲目法将中医药分为共十六纲，纲下分目，共六十二目。纲目分类法既有中国古典哲学的宏深智慧，又有近代科学的务实精微。《本草纲目》“首以水、火，次之以土。水，火为万物之先，土为万物母也。次之以金石，从土也……”，它科学传承了中华古典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也将阴阳五行哲理具化到中医科学的研究中。李时珍还对动物界从低级到高级分类，“次之以虫、鳞、介、禽、兽，终之以人，从贱至贵也”，这种分类法在当时世界范围内也是遥遥领先的，极富科学理性精神。
——根据《明史·李时珍传》、《本草纲目·凡例》整理
材料三 清代中医学人才辈出，成就斐然，中医防疫科学成就尤为突出。下表（表5）是见于正史的部分中医学家及其著作。
——据《清史稿：文艺传》、陈邦贤《中国医学史》整理
传主 | 生卒 | 籍贯 | 身份 | 著作 |
吴有性 | 1582—1652 | 江南吴县 | 《瘟疫论》 | |
戴天章 | 1644—1722 | 江苏上元 | 诸生 | 《伤寒》《杂病》《咳论注》《疟论注》《广瘟疫论》 |
余霖 | 1724—1795 | 安徽桐城 | 《疫疹一得》 | |
刘奎 | 山东诸城 | 《瘟疫论类编》《松峰说疫》 | ||
喻昌 | 1585—1664 | 江西新建，侨居常熟 | 副榜贡生 | 《伤寒尚论篇》《医门法律》《寓意草》 |
徐彬 | 浙江嘉兴 | 喻昌弟子 | 《伤寒一百十三方发明》《金匮要略论注》 | |
张璐 | 1617—1699 | 江南长洲 | 博贯儒业 | 《医通》《伤寒缵论》《伤寒绪论》《本经逢原》《诊宗三昧》《千金方释义》 |
高斗魁 | 1623—1670 | 浙江鄞县 | 诸生 | 《医学心法》《吹毛编》 |
周学海 | 1856—1906 | 安徽建德 | 光绪十八年进士 | 《脉义简摩》《脉简补义》《诊家直诀》《辨脉平脉章句》 |
(1)根据上述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述孙思邈中医理论所体现的传统文化特征。
(2)根据以上材料和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唐朝、明朝和清朝中医学家对中医文化发展的主要贡献，并分析影响中医发展的因素。
材料一 西周建立后，所开创的一系列崭新制度，极大地推动了商周时期制度文化的变迁。西周初年，所推行的封邦建国制度和一套颇为严格的宗法制度，在《左传》等古代文献中有较为明确的记载。除此之外，王国维先生还曾指出：“同姓不婚之制，实自周始”，随着先秦史研究的不断深入，王氏的论断已逐渐得到学术界的普遍认可。殷周之际，制度文化方面，在商代天帝崇拜观念逐渐淡去的同时，独具现实关怀和实践理性的礼制文化日臻完善，“周之文化，以礼为渊海”。西周时期，逐渐实现的由神本向人本的过渡，其价值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西周制度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石”。
——摘编自周书灿《论周初的制度建设与文化变迁》
材料二 周秦之际，国家在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方面发生了深刻变化，周政、秦政这两种“治道”对周秦以后的制度变迁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西周初年，在周公的主持下，厘定出一套完整的行为规范，并确立了与之相适应的“礼治”原则。秦统一后，经过激烈辩论，秦始皇采纳李斯的建议，继续走“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治国路线。据学者指出，西周政治的最大特点就是确立以宗法制为基础的族权与王权的二元结合体制，而“周秦之变”，变的就是作为国家社会二元一体基础的西周宗法制，从而使国家从宗族的躯壳中挣脱出来，建立起独立的政治系统。
——摘编自代云《黄河与中国历史上的周秦之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初制度建设的措施，并指出殷周之际制度文化变迁的基本趋势。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秦之变在政治上的表现，并指出中国早期政治制度的特点。
材料一 阿拉伯人在巴格达建城不到一百年，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的主要哲学著作，即新柏拉图派主要注释，阿拉伯人翻译的希腊哲学家著作不下一百种。希腊文化的影响在哈里发马蒙时代(813-833年在位)达到极点，他在830年于巴格达创办著名的智慧馆既是图书馆、科学院，也是翻译局。阿拉伯学者不知疲倦地翻译希腊科学著作，并进行研究。阿拉伯人善于吸收各国文化成就，使本身得到滋养，形成了辉煌的阿拉伯文化。
——摘编自朱锡强《阿拉伯文化形成的原因》
材料二 公元7—13世纪，阿拉伯人在数学、天文学、物理学、化学、医学、文学艺术、历史、地理、哲学等诸多领域内取得了辉煌的成就。这些成就在几百年内大放异彩，表现了阿拉伯人卓越的创造才能，为人类文明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唐宝才《阿拉伯文化及其对世界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辉煌的阿拉伯文化”形成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7-13世纪阿拉伯人为人类文明作出的贡献。
材料一 江南地区从宋朝大规模开发之后，苏州的市镇从明中期的102个到清末已经发展到264个，松江在同时期从59个增加到369个。清末之后，上海作为通商口岸对江南地区产生了重要影响，江南地区通过上海与国际市场联系，棉花、生丝成为江南地区出口国际市场的主要产品，农产品商品化的加深，使乡村经济商业化程度更高。棉花、桑蚕也成为乡村中的主要产业。这一时期近代工商业也在市镇和乡村中兴起，无锡的缫丝厂从“1919—1931年的短短12年间新建了41个丝厂，比1904—1918年建10个厂猛增了4倍多”。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加强了乡村对市镇、城市的依附地位。然而，20世纪30年代之后，“无锡全县桑田面积也急剧减少，由1930年的251037亩，骤降至1931年的150000亩，减少了40.25％”。
——摘编自吴建华《明清江南人口社会史研究》
材料二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在有效的政权推动下，开始对江南乡村的改造。中国传统的家庭、家族生活结构被人民公社的合作社所取代，高度统一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了农民思想的高度统一。1978年之后的乡村改革，土地重新回到农民自己手中，家庭开始重新作为生产、生活的单位，也调动了农民生产的积极性，同时江南乡村发达的在20世纪50年代被禁止的私营工商业开始复苏，乡村工业的繁荣，使农民的物质生活得到了改善。
——摘编自郭伟平《明清以来江南乡村社会经济结构变迁与民间文化信仰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江南经济结构变迁的表现，并分析其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江南乡村经济的变迁。
材料一 中共中央对苏维埃政权建设中的党团关系、党政军关系作出了明确的指示。“苏维埃区域中应当建设真正的苏维埃政权。以农民代表会议为最高的政权机关，党不能命令苏维埃。不能包办苏维埃，只能在苏维埃中起党团作用。”“决不能有军权超过政权的现象，红军的最高总指挥应当无条件服从苏维埃政府而不能支配苏维埃政府。”中央对鄂西党的指示中要求在乡、区、县都要成立有群众代表会议的组织。政府委员必须经代表会议产生，政权建立之后的第一件事便是颁布各种法令，实行土地政策以及减轻农民负担，改变民主等等。
材料二 陕甘宁边区民主政治建设在整体模式建构上呈现出较为突出的“全过程人民民主”特质。在政权模式建构上，创建了融合参议会、政府、法院为一体的政权形态，为确保边区人民各项政治权益奠定了重要根基。在政权体制模式建构上，采取了“三三制”原则，调动了各派政治力量共同抗日的积极性。在政权体制进行模式上，形成了以“民主选举”“民主治理”和“民主监督”为一体的民主方式，集中展现了边区政社的人民民主属性。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根据指出中共中央对乡村苏维埃政权建设的基本要求。(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陕甘宁边区政府民主政治建设的创新举措，并分析其影响。
材料一 中国山水画家群体由士大夫或文人组成，画家们重“立意”，追求超然于世。笔墨技法中以形写神、以景写情、情景交融，山水景致是画家心中之景，形的精准与否，却不是关键，更多的是作者个人情怀体现的载体。黄公望曾言“不以刻画真山真水为目的，即使描写一石一木，也不能被笔墨所约束，不能失去文人的气派。”线条作为中国画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中国画中被赋予生命与个性特征，是山水画家表达景物与抒情的必要手段。山水画家善于运用各种线条与各式皴（cūn）法塑造山石特性，大胆运用空白、突出主体，借助观者联想与想象自由发挥。
——摘编自黄宏《浅谈中国山水画与西方风景画之差异》
材料二 西方艺术受基督教教义的影响，需要真实的再现自然。受此影响，早期西方风景画家在作画时，选择忠实的再现自然，画其所见之景，感受自然之美，遵守科学、合理、写实的法则。在西方画家看来，艺术之美在于真实，感情则是对真实性的补充。同时为了更真实的再现自然，画家们痴迷于研究透视、色彩、光影，并运用油画材料的特性和技法，逐步深入的将各种造型因素在画面上体现出来。通过科学的绘画分析、程式化的构图、准确的线条块面、务实的笔触、浓烈的色彩、微妙的光影变化真实再现自然风景。
——摘编自方苹《中西传统绘画特点的异同与其背后原因的比较》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分析推动中国山水画发展的因素，并简析山水画的价值。(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比较中国山水画和西方风景画的不同。
材料一 明朝杰出思想家王阳明无疑是余姚乡贤的代表，其门人弟子更承先师遗愿，积极弘道于百姓以对抗政治腐败和道德沦丧等社会危机，尽力树立民众中的道德信念、试图教人于心。明朝中后期，阳明后学在建立乡约制度的基础上，以“良知”为旌使百姓自觉形成对伦理的认同；又通过扩大“经世致用”的影响力，促进了实用儒学的民间化发展和国民经济的发展。这一系列“传学脉，觉民众”的实践通过不同分支的代表人物下渗到各地基层群众，最终对重建晚明时期各地的伦理秩序起到了重要作用。
——洪紫千赵海辰《重塑乡贤文化的历史必然与时代特色》
材料二 当前，由旧时士绅团体参与制定的传统村规民约，其维护秩序的价值发生嬗变。在价值转化的现实下，乡村共同体重构需要正视不同村落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差异性，在重构中乡贤文化要寻求法律权威。乡贤作为乡村社会的传统因素，在现代法理语境下得到新的阐释，被定位为乡村治理参与者、协作者。传统乡村共同体解体之后，一定程度上催生了乡村组织和个体的自主性；若缺乏法律的确定性，乡村共同体的重构将难以实现，进而难以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法治建设。因此，乡贤文化嵌入法治乡村建设应形成规则治理模式，而非单纯的“权威统治”治理模式。
——廖茜琳《同构与互嵌：乡贤文化与法治乡村建设的耦合》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及其弟子为代表的乡贤对晚明基层治理的作用。(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旧时乡村治理模式与当下乡村治理模式的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自古以来就重视古代生态环境保护。先秦时期就有“春三月，山林不登斧，以成草木之长”的法律规定，此后各朝代也多通过多种措施保护生态环境。汉代设少府管理山林川泽，少府之下还设置有苑官、林官、湖官等，负责各方面相关事务。唐朝设有虞部郎中、虞部员外郎的官职，其职责包括“掌京城街巷种植、山泽苑囿……因猎之事凡采捕渔猎、必以其时”。汉代《贼律》规定：“贼伐树木禾稼……准盗论”。甚至规定“吏卒不得系马宫外树”。盗伐皇家陵园树木的人可处斩首弃市，失职的官员也要受到处罚。唐律则规定：砍伐树木的人要按照盗窃罪的处罚方式论处。另有《杂律》规定：“诸占固山野破湖之利者杖六十……诸于山陂兆域内失火者徒二年，延烧林木者，流二千里。”
——摘编自《唐律疏议》《中国古代环境保护思想与立法》等
材料二 明清时，政府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措施有所变动。《明史·食货志》载，“（明仁宗时）山场、园林、湖泊、坑冶、果树、蜜蜂官设守禁者，悉予民。”清朝时，亦开放了大片草原和山地供农民垦荒。皖南、浙北山区山林植被良好，地旷人稀，邻近地区的居民，纷纷携妻带子举家移居于山区开荒。他们大量种植玉米、番薯、花生、兰靛等农作物和经济作物，既可获取口粮，又可作为染料出卖。此举虽了开发山区，但也破坏了山林植被，致使水土流失，泥石流多发，溪河淤塞，稻禾棉桑受损，破坏了正常的生态环境，导致山区和毗连的平原生活生存环境恶化。
——摘编自《明史》《明清时期的山林生态环境保护》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汉唐环境保护的共同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从汉唐到明清环境保护政策的变化及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