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世纪初，人们普遍认为马铃薯很适合做动物的饲料，但对人类来说，只有当其他食物都无法取得时，才会以马铃薯为最后依靠。发生于18世纪的一连串饥荒，为马铃薯赢来地位显赫的机会。当1740年农作物歉收时，普鲁士的腓特烈大帝的政府分发手册，解释如何种植这种新作物，并分发免费的马铃薯种茎。……法国科学家帕门提尔在七年战争（1756-1763年）期间亲身体验到马铃薯的好处，认为它为士兵提供了丰足的食物，美味又健康。1795年，伦敦的《泰晤士报》甚至刊出食谱，教人烹饪马铃薯汤，并用玉米和马铃薯做面包。…… “除了早餐之外，它使餐餐必备的菜肴，不仅出现在富人的餐桌上，也出现在穷人的餐桌上”。
——摘编自【美】汤姆·斯坦迪奇《舌尖上的历史》
材料二 东印度公司在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从商人机构到政治权力机构的转变。……英国的东印度公司所从事的航海与贸易活动，标志着英国的海外贸易突破了 16 世纪的模式，即不仅仅局限于在欧洲和地中海区发展呢绒贸易。16-18世纪，依托发达的商业网络，特许公司的商业活动使英国获得了巨大财富，推动了英国商业发展，是资本原始积累的一个重要来源和渠道。特许公司的活动促进了英国原有工业部门，又促进了新兴工业部门如丝织业、棉纺织业、制皂等工业的发展。在这一时期英国工业的发展过程中，其工业资本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商业资金转化而来。
——摘编自王军《16-18世纪英国特许公司研究》
(1)根据材料一，概括18世纪人们接受马铃薯成为主要食物的社会因素。结合所学，分析新物种的传入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产生的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的贸易活动对英国发展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元统一后设置行中书省，于地方事务无所不统；在全国的名藩大府及边微要地都屯戍重兵。解除长期以来南北间商业贸易的禁令，并设立驿传，取直大运河，创行海运。规定“凡宋无名之赋，一切调除之”。规定南宋的一石当元制的七斗，禁止使用私制的度量衡器具。禁江南行铜线，以交钞易换南宋的交子会子，使之成为全国通行的通货。
——据周良霄《元史》
材料二 中国文化的涵化力强大，游牧民族进入汉地，大都接受汉化、然而，单从汉化着眼，也有失真之处。辽朝设南、北两个枢密院，北院管理北族诸部，南院以汉法治理汉人州县。这种管理形式，金、元都遵循。在原有州县的基础上，金人在各处驻扎戍军，称为“猛安”“谍克”，蒙古也有由不同族群混合的“探马赤军”戍防冲要地点，他们的后裔都留在汉地，丰富了汉地的人口成份。辽金元的统治，凝聚了北族的共同意识，对汉地也有深刻影响，抹去了中国北方大族的传统势力。
——据许倬云《万古江河》
(1)根据材料一、概括元统一后采取的经济措施。(2)根据材料二、概括辽金元国家治理的整体特征，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少数民族政权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重要贡献。
材料一 洛阳城城墙“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采用《周易》中具有吉祥意义的九、六之数：宗庙，社稷分别建在南宫的左右两侧，城内的金市在南宫北面，这与《周礼》“左祖右社，前朝后市”的布局相吻合。洛阳城以南宫正宫门一平城门一城外寰丘为主轴线，“平城门，正阳之门，与宫连，郊祀法驾所由从出，门之最尊者也”，东汉洛阳礼制建筑中的南郊、五郊中的南郊、明堂、辟雍、太学、灵台等均建在洛阳城南，于是就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祭祀礼制建筑区。
——摘编自黄建军《中国古都选址与规划布局的本土思想研究》
材料二 罗马城的城墙几乎都不规则，这与罗马“七丘之城”地势不平坦有关。古罗马广场位于罗马城的中心，广场上建有裁判所、庙宇、斗兽场、市场、市政厅等公共建筑物。城内许多房屋上都有一处专门用来写商业广告的信息壁。罗马人继承了雅典文化的一个显著特点一喜欢在公共场所高谈阔论、评论时政。公共浴场对于罗马人来说不仅是洗澡的地方，更是一个发挥着社交中心作用的地方。5世纪初，罗马公共浴场已达856个。大量普通群众以及无产者把许多精力花在洗浴上。罗马人在建筑物的地面、墙壁、拱门、壁龛和天花板上均用绘画、镶嵌和浮雕艺术装饰。罗马各朝皇帝也竞相营建大型建筑，奥古斯都以空前的壮举修建了一大批豪华建筑。
——摘编自周义保等《奥古斯都时代罗马城城市特征初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东汉洛阳城市规划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概括古罗马城的特点。
材料一 从印度独立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一直通过大量进口粮食来满足本国的供求平衡。1947至1976年30年间，印度共进口粮食1.22亿吨，花费60多亿美元的外汇，粮食短缺不仅拖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后腿，而且直接影响政府及国家的稳定。为此，印度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首先，进行了土地改革，废除“中间人”制度，排除一些对发展不利的因素，激发农民从事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建立一套与之不同的有效进步的农业生产制度。其次，独立以后，成立了粮食政策委员会、粮食收购委员会、粮食调查委员会、粮食价格委员会和中央政府粮食政策的主要执行机构——印度粮食公司。这些相对稳定的粮食机构，对粮食问题进行干预，对印度的粮食工作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摘编自沈开艳权衡《经济发展方式比较研究——中国与印度经济发展比较》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粮食安全政策的发展情况。
| 时间 | 主要内容 |
| 1949~1952年 | 进行土地改革、大兴水利等粮食增产政策及粮食自由购销和政府调控市场相结合的粮食流通政策 |
| 1953~1977年 | 采取各种措施增加粮食产量、实施粮食统购统销、压低粮价、限制粮食消费 |
| 1978~1984年 | 粮食购销政策不变，提高粮食收购价格，计划调控方式初步转变 |
| 1985~1993年 | 废除粮食统购统销制度，扩大市场对生产的调节 |
| 1994~2003年 | 在供求改善的前提下，通过宏观调控，逐步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粮食宏观调控体系，调节农民收入 |
| 2004年以来 | 健全粮食宏观调控体系，推进城乡统筹，促进城乡发展一体化 |
——摘编自周庆元《建国以来党领导粮食安全工作的历史进程与基本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印度粮食安全政策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我国粮食安全政策演变的主要原因。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从印度和新中国粮食安全政策中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和亲是中原王朝与少数民族政权之间通过政治联姻维护统治利益、达到为其所用目的所采取的和平交往策略。作为处理民族关系的重要手段，唐代和亲政策效仿吸收了西汉、隋朝的经验，将和亲政策作为处理民族关系、安国定边的主要政策。从唐王朝周边形势来看，少数民族政权第次崛起，给唐造成严峻的统治危机。尤其是吐蕃、突骑施、东突厥、契丹等频繁入侵边境，使唐朝四面受敌。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民族融合推动了胡汉交往交融，承袭而立的李唐皇室本身也带有鲜卑血统。因此，唐统治者的民族观也不可避免地表现出包容性、开放性特征。高祖李渊称“胡、越一家，自古未之有也”。唐太宗进一步提出“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唐朝将和亲政策广泛运用于民族关系建构中，有力推动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民族共同体的形成。
——摘编自张文玉《唐代和亲与民族关系建构》
材料二 在新中国初期，广西少数民族地区贯彻工农教育政策，对广大的农民进行普及教育，开展扫盲运动。各级学校的教育水平也得到了提高，尤其是少数民族的受教育权利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同时对少数民族干部的培训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经过培训，他们对政策的认识更深刻，决策的方式和方法更具灵活性。广西少数民族区域的基础教育，为当地的社会建设培育出了大量具有基础文化的建设者。为适应国家的爱国卫生运动，广西还在农民学校、冬训学校和民校等开设了有关医药保健的课程，在国家的大力宣传下，民众渐渐摆脱了迷信，社会风气为之一新。通过民族教育，在民族团结的基础上，少数民族人民逐步认识到，在中国共产党民族政策的引领下，民族地区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摘编自李梦烁《20世纪50年代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广西的实践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代通过和亲政策构建民族关系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教育政策在广西实践的成效。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民族政策的认识。
材料一 僧一行，俗姓张，父亲是武功县县令。一行少时博览经史，尤其精通历象、阴阳、五行之学；曾拜访道士尹崇，借阅《太玄经》数日，撰写《大衍玄图》和《义决》。武则天主政时期，一行为避祸出家为僧，隐居嵩山，拒绝征召，后前往荆州当阳山学习梵律。开元五年（717年），一行被其族叔强行带到长安，玄宗多次向他咨询安定国家、抚育人民的道理。当时的历法在推算天象方面渐渐出现偏差，玄宗命一行考查前代诸家历法，重新编订新历法；另派人制作黄道游仪，观测天象，与一行的研究互证。一行取《周易》“大衍之数”之名，主持编订《开元大衍历经》。一行去世时，玄宗赐给他“大慧禅师”的谥号。
——摘编自刘晌等《旧唐书》等
材料二 至元十六年（1279年），经元世祖批允，郭守敬进行了大规模的天文观测活动，“东至高丽，西极滇池，南逾朱崖，北尽铁勒，四海测验，凡二十七所”，并根据观测结果编订了当时世界上最精确的历法《授时历》，其对地球自转周期的计算与现代值只差26秒。郭守敬还擅长制造仪器，创造和改进了简仪、仰仪、高表、候极仪、景符等13种天文仪器。其中，简仪就是他对前代过于复杂的浑仪加以简化而成的；景符则是郭守敬宋代的八尺长的圭表增高到四十尺，并依据小孔成像的原理改制成的测影器具，它大大提高了测定精度。
——摘编自李兴濂《郭守敬：七百年前的中国科学之星》
(1)结合所学知识，归纳材料一所反映的唐代前期的历史信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僧一行和郭守敬对天文学的贡献，并说明他们能够作出贡献共同的有利条件。
材料一 中世纪西欧由于城乡之间没有形成贡赋关系，城市不能向农民征收税赋，城市最初的粮食需求只能来自周边农民的销售。大约从12世纪起，西欧城市迅速发展，乡村专门化的粮食生产吸引了专职商人参与，国内粮食贸易很快发展起来，但远距离收购的粮食不能在城内直接售卖，必须通过当地代理人销售。伴随着粮食供应带来的巨大商机，庄园开始扩大粮食生产，专门出售剩余谷物，成为城镇最直接的“农业腹地”。为保证市民生活需求，城市当局往往对粮食市场实行严格管制，不允许市民下乡收购粮食、购买园基超过其需求能力的粮食等，并设立以市长为首的“巡回法庭”商讨价格、检验各类商品，维护城市粮食市场的有效秩序。尽管如此，城市粮食的供应依然非常紧张，这也使得城镇与周围农村的关系非常紧密，出现了城乡一体化的趋势，从而改变了周边农村传统的农业结构。
材料二 与西欧相比，中国古代重点城市的粮食供应主要通过官府调拨，如南宋都城临安“凡诸军、诸司、三学及百司、顾券、诸局工役等人，皆给焉”，但“细民之食，皆需之铺家”。与西欧不同，中国农村的粮食不一定直接卖给附近的城镇，而是由商人舟运至杭、至秀、至南浔、至姑苏等地粜米。宋代以后，地主的地租粮自食比例较少，相当部分作为商品粮直接运往城镇或急需地点销售。地主居于市镇中，既从事农业经营，又进行商品生产，当粮价低贱时，地主则大肆收购，反之则出售粮食，从中获取厚利，因此地主富室深刻影响了市场粮食价格。为保障粮食供应，官府往往采用设置官仓等间接手段平抑粮价，而较少使用行政或强迫手段干预其它经营者。正是由于中国城市的生存无须单独依靠周围的乡村，因此城乡关系比较松懈，没有建立起来直接的经济联系，因而城市不可能推动农村发生转变。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谢丰斋《比较中西方古代城市的粮食供应》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古代西欧与中国城市粮食供应的差异。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西欧和中国城市粮食供应差异造成的不同影响。
材料一 唐宋时期，设置市舶司管理对外贸易，海上贸易逐渐成为对外贸易的主要方向，形成了交广和楚扬南北两线等多条海道，港口有广州、泉州、扬州、明州（今宁波）、潮州和楚州（今淮安）等……亚洲、非洲和欧洲等地皆有中国货物流通，进口货物有丁香、硫磺、琉璃瓶、铜、银等数十种，出口货物以丝、瓷、漆器等为主，中国铜钱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的通用货币。
——摘编自沈光耀《中国古代对外贸易史》等
材料二 1511年，葡萄牙攻占马六甲后，中国海外商船不能直接同苏门答腊西北部的亚齐进行贸易。明末，葡萄牙以澳门为据点，从事中国、日本、印度（果阿）和欧洲之间的贸易。1740年，荷兰殖民者在巴达维亚屠杀大量经商的华人，对此闽浙总督向皇帝上奏称“噶喇吧番目戕害”的汉人是咎由自取。中国海上贸易日益受阻，茶叶和瓷器市场份额不断下降，商帮受到西方商人的打压。
——摘编自骆邵东《从全球经济发展的视角看明清对外贸易政策的成败》
(1)据材料一，概括唐宋对外贸易发展的特点。(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清时期中国对外贸易面临挑战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以唐宋和明清为例，说明对外贸易对于国家发展的作用。
材料一 湖北云梦县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令文书有《秦律十八种》：《田律》《工律》《徭律》《法律问答》《军爵律》等。人民生活的一举一动都在秦律中规定下来。其中《秦律·金布律》有载，“有买及卖也，各婴（挂）其贾（价）”。从事手工业和为官府出售产品的人，“受钱必辄入其钱垢（陶制容钱器）中，令市者见其入，不从令者赀（罚）一甲”。《法律问答》记载：“五人盗，臧（赃）一钱以上斩左止（趾）。”在秦律中规定了对轻微小罪也处很重的刑罚，这与商鞅、韩非等法家认为只有用重刑才能杜绝犯罪的主张一脉相承。
——摘编自《云梦秦简研究》
材料二 明太祖重视历代法制经验，命人制定的《大明律》是“准唐之旧而增损之”，按六部体制分成吏律、户律、礼律、兵律、刑律、工律，加上卷首的名例律，共七篇460条，除了包括唐宋令中已有的吏治、礼仪等内容，刑律特别规定了刑事处罚原则，如“十恶”“留存养亲”等。明太祖认为自己制定的常法可保子孙统治无忧，规定“一字不可改易”。不过，常法之外的例则可随时势变化而调整，是为“权宜之法”。另外，明太祖还根据“刑乱国用重典”的思想，亲自编订《大诰》四编，汇编了酷刑惩治官民的案例以及各种峻令和训诫，并下令将《大诰》作为国子监学和科举考试的内容。
——摘编自李贵连、程晶《从令到例：论明代律例法律体系的生成》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朝对商品贸易的法律规定，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朝法律制度的主要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初法律制度改革的突出特征并评价其影响。
材料一 唐朝前期建立了户籍制度，《通典》记载大唐令：“诸户以百户为里……在邑居者为坊，别置正一人……在田野者为村，别置村正一人……天下户分为九等。三年一造籍。”唐朝前期，对因逃亡造成户籍脱漏、户口不实的，法律明确了州县官府、里正以及民户等不同主体的责任，定罪相当重。《唐律疏议》规定：“诸脱户者，家长徒三年。”唐朝前期的户籍上不仅记载了人们的年龄、户等、是否课役等信息，还记载了按均田制可占有的土地数及实际占有土地的情况。按照人的身份等级分配土地的均田制下，租庸调的承担纯粹根据人口状况，这凸显出通过户籍管理来控制“人”的重要性。
——摘编自曹端波《唐宋户籍制度的变革与社会转型》
材料二 由于商品经济发展，人口流动性增强，社会贫富分化，原来严格控制“人”的赋役制度、户籍制度已不再适应时代需要。两税法下以资产为户等的户籍制度，到宋代逐渐规范化。(宋)仁宗时，“令佐责户长、三大户，录人户、丁口、税产、物力为五等”。宋代明确将人户划分为“主户”和“客户”两大部分，同时出现专门从事某项生产经营的专业户，如茶户、盐户等，按职业划分。.户籍制度的转型导致乡里组织管理者出现质的变化，乡官向职役转化。里正从与郡守、县令性质相同的役民的官变成役于官的民，一般由地方富民担任。
——摘编自姜婷婷《宋代户籍制度探析》
(1)根据材料一，归纳唐朝前期户籍制度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户籍制变化所反映的社会政治、经济发展状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