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美国学者昆廷·斯金纳尔讲道：“乡村居民必须先维持自己，才能以剩余产物维护城市居民，所以，要先增加农村产物的剩余，才谈得上增设城市。”近代中国城乡间矛盾对峙关系的存在和日渐加剧，造成广大乡村经济的残破和农业生产者的贫困，导致近代城市的畸形发展和近代中国城市整体发展水平受到诸多制约，使近代中国城市化发展无法得到必要的物质基础支撑，从而不可能健康、快速地发展。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中国城市与社会变迁》

材料二   1950—2025年中国城乡人口以及城镇化率演变示意图

——摘编自顾朝林著《中国城镇化》

材料一：东南亚沿线是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路段，在其沿海及一些岛屿上发现大量与当时海上交通及贸易有关的考古遗存，其中就有不少来自中国汉朝的文物。 目前，在东南亚的越南、泰国、印度尼西亚、柬埔寨等地共20余处遗址出土了汉朝文物，这些汉朝文物的出土，再现了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沿海上丝绸之路走出国门、迈向世界的历史图景，是研究汉代海上丝绸之路及中外交流不可或缺的珍贵资料。西汉时的海上丝绸之路主要是环绕中南半岛，即“大陆东南亚”航行，并沟通印度的。到了东汉，其走向变得复杂起来，在原来的基础上增加了通向东南亚岛屿地区的一些线路。

——摘编自中国新闻网《专古专家解读：汉代中国人和汉文化如何沿海上丝路走向世界》

材料二：明朝永乐年间，海内升平日久，国运昌隆，明帝国成为当时亚洲乃至世界强国。明成祖更倾心于追溯历代盛世中帝王的治绩，向往在海外树立威望。于是明成祖决定，令庞大的中国船队驶出国门，活跃在东南亚、南亚乃至阿拉伯和非洲东岸的广大海域，向世界显示中国作为航海大国的强大实力。下西洋前期，郑和使团的活动范围在东南亚各国之间，主要解决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所面临的一系列问题，树立起中国在东南亚和南亚各国中的威信，为“重振已坠之国威”而进行广泛的外交活动。后期航海的主要任务是向南亚以西继续航行，到达波斯湾以及更远地方，通过开辟新的航路，让从来没到达过中国的海外远国，“宾服”中国。在后期航海中，郑和船队经过南洋群岛，横渡印度洋，取道波斯湾，穿越红海，沿东非之滨南下，最远到达赤道以南的非洲东部沿岸诸国及马达加斯加岛一带。

——摘编自武斌《郑和下西洋》

材料一   欧洲中世纪流行病传播猖獗，其中以鼠疫、麻风等为最盛。麻风在13世纪最为猫辄，在欧洲平均每400人中就有一患者，后经严格隔离才停止蔓延，这促进了欧洲医院的设立。1346年欧洲鼠疫大流行，促使威尼斯港口设立检疫，以后的伦敦、巴黎等也颁布了一些防止传染病的法规。中世纪医学基本上由僧侣掌握，只有他们懂得拉丁语，保存了一些古代传下来的医药知识，他们为病人看病，也替病人祈祷，发展成所谓的“寺院医学”，他们把治愈与“神圣的奇迹”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赵秀荣著《西方医疗社会史》

材料二   17世纪中叶荷兰的莱顿大学开始实行临床教学并取消宗教派别的限制，吸收了不少外国学生。到18世纪，临床医学教学兴盛起来，莱顿大学在医院中设立了教学病床。16世纪，中国已用人痘接种来预防天花。18世纪初，这种方法经土耳其传到英国，詹纳在实践中发现牛痘接种比人痘接种更安全。他的这个改进增加了接种的安全性，为人类最终消灭天花作出贡献。德国人弗兰克（1745～1821）写成《医务监督的完整体系》，其中就谈到公共卫生和社会医学的很多问题。同时，还有人呼吁改善监狱卫生、解放精神病人。但这类活动主要是个人活动，直到19世纪，政府才逐渐重视这些问题。

——摘编自【英】基尔·沃丁顿《欧洲医疗五百年》

材料一   屈原对故国始终怀着一种“虽九死其犹未悔”的情感。在《天间》里把天、地、人看作一个整体，一连提出100多个问题，叩天：敬畏自然；问地：顺应自然；论人：天人合德，仁民爱物，万物一体。在《离骚》中，他痛惜人民在战乱中遭受的苦难，“长太息以掩涕兮，哀民生之多艰”。在《远游》中，他写道“涉青云以泛涩游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怀余心悲兮，边马顾而不行。”

——摘编自刘晨琤《再解“离骚”——兼论屈原思想的独特性》

材料二   在《白鹿洞书院揭示》中，朱熹认为，教人为学在于“讲明义理，以修其身，然后推以及人”；为学方法则是“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学生在学习文化知识以外，从“修身、处世、接物”等方面进行道德的体验与践行。从明代开始，书院制度移植到朝鲜、日本、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乃至欧美等地，成为当地了解、接受中华文化的窗口，并融入当地的文化传统，有的至今仍在发挥作用，有力促进了中外文化交流。

——摘编自邓洪波《中国书院文献研究》

材料一   1965—1971年被视为南斯拉夫第二次改革高潮。这个时期改革的重点是开始实行市场经济，主张取消国家对经济的控制，特别是取消对投资决策的控制。1967年7月，联邦议会通过关于外国人对南斯拉夫劳动组织投资法。该法规定，在合资企业中，外资可占49%的股份，必要时还可以提高。外国资方可以将属于自己的80%的利润汇走，余下的20%应投资南斯拉夫企业，外资所得利润的税率为35%。同时规定，外资不能在银行、保险、国内运输、贸易、公用事业、社会事业和科研部门投资。实际上，从1965年起，美国、英国、联邦德国、意大利等国的资本已进入南斯拉夫的石油、汽车制造、制铝、水泥、木材、电信器材、水力发电、旅馆和旅游等行业。这一阶段的改革充分发挥了市场规律的作用，搞活了经济。但统计数据显示，1965—1969年，工业年均增长率明显低于1960—1965年，仅为5.31%。不少盲目投资引起国民经济各部门间比例失调，商品普遍涨价，失业人数增加。

——摘编自马细谱《南斯拉夫兴亡》

材料二   改革开放以来，广东利用地理优势迈出了招商引资的步伐，中国香港和国外商人纷纷涌进特区办厂开公司。1980—1985年，深圳实际利用外资12.8亿元。与此同时，上海市向国务院建议邀请西方企业家到中国访问，商议采用合资的办法，共同经营，共担风险。一位来华参与合资谈判的德国人回忆道：“中国正以十分惊人的速度迈向市场经济，但它不可避免地缺少这方面的经验，同时也缺少相应的法律和行政条件……”1979年7月，五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企业法》。三年后，五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上，允许外国经济组织或者个人在中国投资被写进宪法，这在社会主义国家中是首例。

——摘编自迟铭、季鲁明《简述改革开放初期上海引进外资环境的建立》

材料一   （无产阶级）他们除双手外，别无长物。……此外，还有数量不小的游民无产者，为失了土地的农民和失了工作机会的手工业工人……他们在各地都有秘密组织，如闽粤的“三合会”，湘鄂黔蜀的“哥老会”……都曾经是他们的政治和经济斗争的互助团体……这一批人很能勇敢奋斗，但有破坏性，如引导得法，可以变成一种革命力量。

——摘自毛泽东《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1925年）

材料二   欧美的学者论到东洋的问题来，总不免是有几分隔靴搔痒的毛病的，朱镜我（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国社会底研究——历史过程之回溯》（发表于1928年9月）有不少的很重大的错误的分析，这大约也是他所依据的魏特夫的《觉醒的中国》误了他……所以我在这儿要发表出关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的发展阶段的我的意见。

——摘编自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1930年）

材料三   20世纪20年代末，唯物史观已不再是抽象的理论法则，而是具体化为中国社会史研究。到20世纪30年代早期，中国社会史论战的影响达到顶峰。当时《读书杂志》开辟的“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专辑总结道，论战参与者“虽然谁都以唯物自居，而时常会陷于唯心的魔窟；谁都以辩证自居，而时常会拘于机械的公式”。甚至“不瞭理清楚历史的唯物论，或者有意滑头而曲解而修改而捏造了他们的所谓历史唯物论”。

——摘编自张越《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与社会史论战》

材料：中世纪欧洲的封建领主为了对外作战及镇压内部反抗，都拥有一批骑士。骑士文学的产生与中世纪封建制度的形成密切相关。

骑士文学是欧洲中世纪世俗文学的主要成就，最初产生于11世纪下半叶，盛行于12、13世纪，14世纪时走向衰落。骑士文学主要描写骑士的冒险经历和骑士的典雅爱情，主要包括三种文学样式：英雄史诗、骑士抒情诗和骑士传奇。

骑士文学很好地诠释了中世纪的美学精神，深受中世纪欧洲民众的喜爱，并得到了广泛流行，当时欧洲各文学大国均出现过骑士文学的繁盛期。一些英雄史诗继承和体现了古希腊、罗马时期荷马和维吉尔史诗传统，宣扬集体主义、英雄主义精神，表现忠君爱国思想，歌颂以国家和民族利益为重的英雄形象。除此之外，中世纪的骑士身上也怀有古希腊英雄式的理想——张扬个性的欲望和建功立业的抱负。《罗兰之歌》就突出地体现了这种思想，罗兰的形象鲜明地体现了中世纪英雄的基本特征——对宗教的虔诚以及勇敢和忠诚。

——摘编自张琳琳《论欧洲中世纪骑士文学的美学精神》

材料   安史之乱后，原有的经济秩序遭到了较大的破坏，各地的正常来往和交流被阻隔，漕运和税收不通，粮食和物资难以运到京师，京师一带物价飞涨。财政危机和粮食危机严重影响国家的安全和稳定，直接威胁到唐王朝的统治。唐代宗（762—779年在位）任命主管财政的刘晏改革全国驿站军事交通体系，疏通漕运。刘晏在运河沿岸驿站设立驿防兵，保护沿岸驿站和漕运的安全，这迅速缓解了当时的粮食危机。江淮“每年运米数十一万石，以实关中”，同时朝廷得以通过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来传送各地物价信息，调动物资，平抑物价，“诸道巡院，皆募驶足，置驿相望，四方货殖低昂及它利害，虽甚远，不数日即知，是能权万货重轻，使天下无甚贵贱而物常平，自言如见钱流地上”。

——摘编自况腊生《论唐代驿站的军事化管理体制》

材料一   秦汉时期，由于简牍书写不便，更因形体繁重，运输保管不易，乡吏具体负责户籍的编造，县吏主要起监督、审核作用，户籍的正本放乡，副本呈县。由于乡吏是郡县任命，俸禄微薄，工作上经常有私派加征、盘剥百姓的行为。东汉末年，战事频繁，人口流动加剧，户籍散乱。魏晋时期，随着技术的进步，户籍转由县廷编造，并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隋唐则彻底废除乡吏，继续强化以县廷为中心的治民方式。

——摘编自张荣强《从户版到纸籍：战国至唐代户籍制度考论》等

材料二   宋代，主户“均为五等”，施行五等分户制，并据户等征收赋役。客户在法律上具有独立的良人身份，在户籍管理上有自己的专属户籍，并未附籍于主户。此外，州县还编制丁籍，对象涵盖主、客户，以全体男性为统计范围，登记姓名、年龄，不计财产，主要是为了征发夫役和科派身丁钱。与唐代相比，宋代的未成年男性已经不再承担徭役。当发生饥荒时，朝廷也会依据丁籍存恤百姓。

——摘编自戴建国《宋代籍账制度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