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工业革命的狂飙突进使伦敦人口出现了爆炸式增长，到1850年伦敦人口已超过200万,19世纪末更是达到了500万人。城市发展产生了大量公共管理需求，原有的地区自治管理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居民的需要，最终触发了1855年的伦敦管理制度改革。改革道路呈现出由地方自治逐步转向集权管理的趋势，改革建立的双层管理制度最初以教区委员会为基础，体现了对地方主义思想的尊重，之后随着一级管理系统的膨胀，次级管理系统受到压迫，双层管理制度的重心开始向一级管理系统转移。1855年的改革未能解决存在于城市内部的诸多矛盾，但是它通过《伦敦地方管理法》建立起一套双层城市管理制度，这一创举为此后的大城市管理问题开辟了新的道路。

——摘编自朱一丹《1855年伦敦管理制度改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在地方的统一实践与要求下，中共中央同意在大城市设立二级政府，1954年通过了《城市街道办事处组织条例》和《城市居民委员会组织条例》，建立了街道办事处和居民委员会。这样，上海建构了“二级政府加街居管理”的新体制。新中国对上海城市社会进行了单位化重组，通过单位这一组织形式，国家统合大量物质和精神资源，职工即单位人在单位中获得有效管理。不仅如此，单位化并未止步于工作场域，在全社会单位化的背景下，以往游离于国家政治统治机器以外的社会成员也被纳入以街居组织为主要形态的基层群众组织框架，甚至一些居无定所的社会边缘人也被覆盖。如此一来，国家又通过街居体制实现了对无单位归属的社会成员的管理。至此，在街居体制之下，国家权力实现了对社会前所未有的控制。在这种体制下，国家对上海基层社会进行管理的基本模式，是以单位管理为主，辅之以街居管理的。

——摘编自郭圣莉等《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建立及其层级结构研究》

材料一   在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之前，西南夷地区人民与身毒（印度）有一定规模的物品交易活动，司马迁所言：“居大夏（今阿富汗一带）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汉王朝政权征服了滇西地区哀牢王国，在云南保山设置永昌郡，通滇官方商道开通。

——摘编自王婷《犍为置郡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

材料二   

1941年彭山东汉崖墓出土了一件陶质摇钱树座，底部为双龙衔璧图像，身部采用浮雕手法，塑造了“一佛二胁侍”人物造型。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座东汉崖墓中后室的门额位置，也发现了三尊坐佛像，皆采用浮雕技法刻成，形象逼真。类似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多，可知佛教从印度传入四川的时间显然要早于北方。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出土的地点看，主要分布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干道上，而且呈现出向北方和长江中游传播的趋势。

——摘编自黄剑华《中华文明与西南丝绸之路》

材料三   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有其特殊性，海上航路本来就一直存在，需要的只是海上运载工具及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支撑，当然也需要政策的允许与支持。在公海，由于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管辖权益重叠，以及需要经过地理位置重要、穿行可能面临各种风险的海峡，海上航行通过权的取得较之于陆上更为复杂。海上贸易缺乏陆上贸易通道设关建卡的监管，导致其线路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异性。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后，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与域外不法商人的走私贸易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这种缺乏政府支持的贸易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海盗.恶劣天气、技术条件、贸易规模等因素，可能使贸易效益变得不如今天那么突出，也由于缺乏担保与保险等信用支持，一些海上贸易的安全与收益甚至没有任何保证。

——摘编自傅梦孜《对古代丝绸之路源起、演变的再考察》

材料一   明朝建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还未建立。15世纪郑和的远洋探险,没有给世界留下中国有潜在性的、挑战性的印象。16 世纪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繁荣使明王朝在周期性规律的支配下逐渐失去行政有效性。17 世纪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未使精英群体认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主要注意力。18 世纪,清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一成就强化了统治者的安全感,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的局部接触也就此中断。19 世纪中期,当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是历史的必然了。

——摘编自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二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被称为“欧洲奇迹”),然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 3000 年》等

材料一19世纪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开始侵略中国并逐步升级，使中国人深刻地意识到什么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于是，对外行动中类似三元里抗英、联省自保这样以局部自保为目的的事例逐渐减少，全国性的革命运动显著增多。近代以来，中国被迫融入国际社会，许多西方近代观念，如民族国家、主权、国际法等大量涌入。从此，中国不再以自己为中心，也不再以“华”“夷”思想来对待其他民族，而是开始正视自身的不足，加快向西方学习的步伐。与此相对应的分别是魏源、林则徐的“师夷长技以制夷”思想及后来的洋务运动、资产阶级改良思想及维新运动、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及其领导和影响下的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大致在1905年前后，民族主义作为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中国已经形成。民族主义作为一种对本民族无比热爱、无比忠诚的强烈感情，它一经产生，对本国、本民族的发展将产生巨大的影响。

——摘编自易刚明《民族主义在中国的兴起及其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二 当代中国民族主义可以称之为新民族主义。正如伯林认为，“世界主义是空洞的，人们若不属于某个文化，是无从发展起来的”。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不仅仅是在“长江、黄河、黄皮肤”等这些地理及生物种族认同的基础之上，而且更重要的是各个民族在长期历史融合过程中，形成了休戚与共、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民族精神。随着中华民族的不断团结、民族精神逐步提升与整合，新民族主义思想情绪化倾向逐渐衰落，理性化逐渐增强。全球化趋势已经成为不可说转的历史湖流，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新民族主义要想获得较好的发展，必然要保持开放性。

——摘编自李军虎《浅论当代中国新民族主义的内涵及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