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放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史观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英雄的讽歌，以及对那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的谴责”。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形态说，同时紧密结合中国自身历史特点，把中国历史演变当作有规律的过程来把握，以翔实的史料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并深刻地揭示了其中内在的规律性。郭沫若在谈到这时期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时公开宣称："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当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把历史和现实简单类比、一概否定统治阶级的活动等实用主义的倾向。到抗战后期，史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加以纠正，使自己的史学研究更加实事求是。

——摘编自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

材料二   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2005年，在《经济—社会史评论》座谈会上，齐世荣、侯建新、马克盎等学者谈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摘编自侯云灏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

材料   传统观点认为，正是从斯大林格勒战役开始，苏德双方的实力对比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之前处于绝对优势的纳粹德国在战役中元气大伤，而苏联则是乘势而上，不断取得重大战役的胜利，为最终打败纳粹德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此外，从世界意义上看，斯大林格勒战役极大鼓舞了世界各国人民，更加坚定地加入反法西斯战争。因此，斯大林格勒战役也被认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斯大林同意1943年是二战进入根本转折的一年，但他更强调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苏德战场的转折点，而并未明确上升到二战转折点的高度。英国人似乎也不太同意这一论断，著名史学家查尔斯·富勒就曾指出：“阿拉曼战役是为保卫盟国利益最具决定意义的一场陆战。”这无疑是把阿拉曼战役视为二战的转折。另一位英国学者H·鲍德温在《胜败之战》中，更是列举出了十几个二战的转折点，涵盖了二战的各大战场，斯大林格勒战役只是其中之一。近几年，俄罗斯的学者也开始对这一观点表达不同看法。

历史学家安.尼……梅尔察洛夫就认为二战的转折不可能在某一次战争中完成，它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他认为之前的莫斯科保卫战就已经开始了这一过程，斯大林格勒战役是转折的继续。

——摘编自高强《被误读的斯大林格勒战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