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龙王信仰形成中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间信仰的现实意义。
材料 中国的香料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南洋香料尤其是印尼香料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香料文化的发展。宋元是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从仅有的三次详细记载来看，各类香料是印尼三佛齐朝贡宋廷的重要物品。
明太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是未能杜绝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民间贸易，香料走私时有发生。清初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南洋诸国只能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这个时期，印尼的香料贸易网络已被荷兰殖民者所垄断。自1680年到1720年，每年平均有10艘左右的船舶从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航行到巴达维亚，用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换取香料等土产。还有欧洲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到中国贸易，香料是他们向中国出售的主要商品。
从汉唐到明清长达千年的香料贸易中，中国与印尼区域的多个古代王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古代香料文化。古代中国盛行佛教和道教，其宗教仪式中都以焚香为其重要组成。而在日常生活中，“熏香”则成为皇室和贵族一项重要的生活方式。五代李珣《海药本草》中记载了主要由印尼传入的沉香、肉豆蔻、丁香等香料的医药用途。明中期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料 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溢日常饮食。
——摘编自许利平《古代印尼与中国香料贸易的变迁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古代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的影响。
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 国别 | 学者 | 研究成果 |
| 日本 | 加藤繁 | 发现明末刊本——《地图综要》提到“楚固泽阅，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他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
| 日本 | 重田德 | 在《清初湖南米市场的考察》中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康熙四十八年的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 |
| 韩国 | 吴金城 | 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认为该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他还发现了正统、成化、嘉靖等年间湖广米谷大量输出的记录。据奏疏载：“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 |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日韩学者关于“湖广熟，天下足”出现时间的研究进行评价。
材料一 汉魏之际，天下纷争，时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整顿风气，打击豪强，实力迅速提升，“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曹魏名臣刘晔指出“（辽东）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公孙度更是越海收东莱诸县，自立为辽东侯。曹操平定北方后，东部鲜卑开始大量进入辽河以西地区，并不断向东迁徙，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
——摘编自张天放《汉末至东晋初期人口迁徙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材料二 有学者指出，总的来看，汉末的人口流向是由青州（今山东东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向幽州（河北北部及辽宁西部）迁移；由山东半岛渡海向辽东迁移。今天的辽宁等地是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区域。学者对比两汉辽东户数，统计出其增长率为14.625%。对照全国户口负增长的形势，这一数字相当可观。迁入人口多来自周边的幽、冀二州和渤海海峡对岸的山东半岛，幽冀民众大多由“卢龙塞”和“傍海道”进入辽东，而山东半岛居民则大多“浮海”至辽东，其中不乏时之名士：如东莱人太史慈，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乐安盖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等。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末涌向辽东的人口构成。(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末辽东移民大量涌入的原因。
材料 位于胶东半岛的招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著名的黄金产地，有“金都天府”之称。1939年2月，日军侵入招远城，攻占了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撤出，在这期间，日军共从招远掠夺黄金16.5万吨。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停发边区政府的经费，毛泽东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同时他认为，“把票子搞到延安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多搞‘通货'来比较好”。
1940年8月，胶东党组织正式成立“玲珑采金局”，统一领导群众采金，建立了许多金矿。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组织建立起来，大大推动了黄金生产的迅速发展。1943年，中共北海军区组织成立了北海武工队，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策动玲珑金矿上伪军反正，拔掉矿上敌军据点……运送黄金的方式，都是派一个精干的营或连的兵力，战士穿着特制的衣服，将黄金放在衣袋里，每个人带上十几两，先中转运到山东分局，然后经过长途跋涉，运送到延安。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而在一些地方志资料中，记载的是“13万两黄金”。
——摘编自孙健伟《“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黄金抗战”的背景及其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黄金抗战”的意义。
材料一：明洪武年间，儒家经典及有关书籍成为当时出版物中的大宗。此外，政府的法令和记载典章制度的书籍也是当时最重要的出版物之一。明中叶之后书籍的印刷范围日益广泛，医书、日用便览、童蒙读本等日用参考书也都大量刻印出来，文学书籍的出版数量之大，品种之多，超越前代。明代刻书地点分布很广，最为著名的有福建建阳、南京、苏州。明代的图书出版主要仍是雕版印刷，刻书事业的经营者仍像唐末五代以来一样，包括政府官刻和私人两种，私人又分私家刻书和书坊刻书。书籍附图，到了明代更为盛行和精妙，书坊把精美的绘画当成吸引读者购买书籍的重要手段之一。
——摘编自南炳文《明史》
材料二：大革命以前的法国，狄德罗（1713-1784)和达郎贝尔（1717-1783)的《百科全书》以其新颖观念和广泛传播冲破王政时期书业管理制度的藩篱，催生了近代出版业。在18世纪80年代初期，英国伦敦成了世界书籍之都；一年一度的盛大书市吸引全欧书商汇集在德国菜比锡。出版业不断推出新产品，赢得市场；出版业借助欧洲大陆日益发展的工业化和扫盲教育的成果，将自己的影响扩展到几乎全体居民，大众文化于1860年至1880年之间在英国、法国和美国出现。到了1905年，巴黎的一本书印数可达十万，而在1912年的德国火车站候车室就有书籍由售了。
——摘编自莫里耶《突飞猛进的一百年——从欧洲近代出版业的诞生到大众文化的勃兴》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出版业发展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成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8世纪末到20世纪初欧洲出版业发展的时代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出版业对人类文明发展的作用。
材料一 伴随着汉朝对匈奴的战争，中原水利技术首先在汉军的军事要塞以及随后的屯田点被引入。《水经注》记述了敦煌人索劢率领酒泉、敦煌兵士千人到楼兰屯田，兴修水利的事迹：“敦煌索劢，字彦义，有才略……将酒泉、敦煌兵千人，至楼兰屯田。……横断注滨河（注：筑坝断河）。河断之日，水奋势激，波陵冒堤。……劢躬祷祀，水犹未减，乃列阵被杖，鼓噪讙叫，且刺且射，大战三日，水乃回减，灌浸沃衍，胡人称神。大田三年，积粟百万，威服外国。”
材料二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二师于1964年对米兰绿洲行进勘查规划中发现了米兰（西域楼兰古国）汉代水利工程遗址。自米兰河故道发现了古城堡干渠，进而追踪发现7条大型支渠，均匀地分布和控制着整个古城地区。干渠全长8.5公里，渠身一般宽10~20米，渠高3~10米。支渠总长28.4公里，渠身一般口宽3~5米，渠高2~4米。渠槽微成洼曲，小的斗、农、毛渠面积，阡陌纵横，密布于各支渠间的灌溉面积上。估计古城灌区控制面积达4.5万亩，其中曾经从事于农耕的土地约1.7万亩。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晓云《汉代中原水利的西传与民族融合》
(1)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代中原水利技术传入西域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水经注》的记载、米兰汉代水利工程遗址的史料价值。
(3)如果想证明汉代向西域传播的水利技术来自中原，而非当地的原创或传统，可以从哪些方向研究？请简要写出研究思路。（要求：研究思路紧扣研究问题进行说明，写出相应的研究措施，表达清晰）
材料一 摩邻国在秋萨罗国（今耶路撒冷）西南，渡太（通‘大’）碛，行二千里至其国。其人黑，其俗犷。少米麦，无草木，马食干鱼，人餐鹘莽。鹘莽即波斯枣也。瘴（毒）痈（皮肤或皮下组织化脓性炎症）特甚诸国。
——摘编自【唐】杜环《经行记》
材料二 东非宋朝钱币出土统计表（单位：枚）
| 国家名称 | 出土地点 | 钱币总数量 | 宋朝钱币数量 |
| 索马里 | 摩加迪沙 | 44 | 14 |
| 布腊瓦 | 2 | 1 | |
| 梅尔卡 | 1 | 0 | |
| 肯尼亚 | 给地 | 3 | 2 |
| 安哥瓦那 | 6 | 5 | |
| 坦桑尼亚 | 达累斯萨拉姆 | 1 | 0 |
| 桑给巴尔岛 | 236 | 156 | |
| 马菲亚岛 | 9 | 3 | |
| 基尔瓦岛 | 28 | 25 | |
| 总计 | 330 | 206 |
——根据马文宽《非洲出土的中国钱币及其意义》编制
材料三 1413年，郑和访问了“去中国绝远”的“麻林国”（今肯尼亚马林迪），1415年，“麻林遣使附船来中国贡献麒麟（长颈鹿）”，引起轰动。永乐帝（明成祖朱棣）极为喜悦亲往奉天门主持欢迎仪式，接受“麻林国及诸番国进麒麟、天马、神鹿等物”，并允许其在明朝境内交易。
——摘编自《明史·成祖本纪》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经行记》中的记载和东非出土的宋朝钱币的史料价值。(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明朝与“麻林国”的交往内容及其实质。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