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① 开元初，栗田（日本使臣） 复朝，请从诸儒受经……其副 朝臣仲满慕华不肯去，易姓名曰 朝衡，历左补阙、仪王友（官职 名称），多所该识（掌握众多学 识），久乃还。 ——《新唐书》

② 榆林窟壁画《玄奘西行求法》

③ 在印度尼西亚打捞的一艘唐代 商船中，发现的带阿拉伯人像的长沙 窑瓷器

材料二   1757年，清朝将通商口岸缩减至广州一处，对外贸易皆由官府指定的广州     “十三行”行商代理。清政府禁止外商在广州过冬，禁止外商雇役华人办事，规定外商平时不能随便走出商馆，只能在每月逢八之日出外游览散步，且人数不得超过十人，对华人出洋船只型制大小、货物品种数量、商贩水手人数、往返期限等，清政府也都有非常严格的规定。

——摘编自张帆《中国古代简史》

材料三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可以剿发逆，可以勤远略。                      

——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一　(隋唐开始的)科举选官制度，使一些本来无立锥之地的平民书生，通过科场也得以晋身于官僚、贵族的行列，其中包括着一大批极为出色的、有着高度文化素养的政治家和行政管理专家。这样以来，在社会的等级阶层之间，也就必然会出现等级中的升降、甚至贵贱间的对流，这种流动性同时为那些原来既非官僚、也不是地主的人步入官僚队伍，提供了可能性。

——摘编自胡平《试论科举对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影响》

材料二　唐政府有太常寺等机构专管乐舞，当时知名的音乐家有万宝常、许和子、段善本，舞蹈家有公孙大娘、段旻等。唐玄宗和杨贵妃也分别是音乐家和舞蹈家。乐舞方面的著作也很多，《新唐书·艺文志》载唐代有31家、38部专著共257卷。唐太宗贞观十四年，形成十部乐，即燕乐、清高乐、西凉乐、天竺乐、高丽乐、龟兹乐、安国乐、疏勒乐、康国乐、高昌乐。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隋唐辽宋金卷》

史料一   北宋以来，在“附庸风雅”的贵族文化之外，一种新的文化形态——根植于熙熙攘攘的商业生活、人头攒动的瓦舍勾栏中的市民文化，在不断崛起。

史料二   北宋的都城汴京、南宋的都城临安以及建康、成都等都是人口达十万以上的大城市……“新声巧笑于柳陌花衢，按管调弦于茶坊酒肆”，民间的娱乐场所也需要大量的歌词，士大夫的词作便通过各种途径流传于民间……“教坊乐工，每得新腔，必求永为词，始行于世。于是声传一时。”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袁行霈《中国文学史》

材料一   宋代是封建生产关系发生变化和转型的时期，立国之初就“田制不立”“不抑兼并”，使社会上形成了一种“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的趋势。与土地制度的变化相适应，封建剥削方式也发生变化。同时，在官私手工业作坊中也普遍实行了有利于提高生产积极性的雇佣制度。新的社会经济关系使宋代商品经济得以迅速发展，以至于有人认为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

——梁泉《我们只有一个中国》

材料二   宋朝是中国社会市民阶级正式产生的年代，大批的手工业者、商人、小业主构成了宋朝的中产阶级。他们经济富足，又有自己独立的价值追求。市民的富裕闲暇生活及审美趣味和生活情趣促成了宋朝文化高度繁荣，戏曲、杂技、音乐、诗歌、小说等都在宋代高度繁荣。

——詹子庆主编《中国古代史参考资料》

材料三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指出：“若说近世史应从什么时候开始？这应当是宋以后……宋代发生了商业革命……北宋以后堪称近代史。”美国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但对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宋朝时的名副其实的商业革命，丝毫未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而西方与此相应的商业革命却对西方社会产生了爆炸性的影响”。

材料一   东汉太守王景在庐江一带教犁耕之法，兴水利，推广蚕织，卫飒、任延等地方官着手发展农业和手工业。经过两百余年的发展，江南的落后状况有所改变。汉末，“中国失纲，寇贼横暴，淮、泗间非遗种之地”。中原大乱，民众深受战争的苦难而四散逃离，而此时“江东沃野万里…可以避害”。北人南渡和越汉、蛮汉融合，加之江南雨量充沛、气候温和，遂在东吴政权的有力组织下，通过适当减少农民徭役与赋税，禁止恶吏扰民等措施，促使劳动力与土地的迅速结合，推动了江南地区的初步开发。

——摘编自杨洪贵《试论孙吴时期江南经济的开发》

材料二   北宋初年，从越南引进的占城稻传入福建地区，并迅速在江南地区推广。南宋时，山地丘陵修梯田，沿江滨湖筑围田。江淮、两浙、福建等地区粮食一年亩产可达二至三石。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棉花种植盛行于闽、广地区，茶叶种植遍及苏、浙、皖、闽、赣等地。太湖流域、福建沿海地区，专业茶农、果农、蔗农、菜农大批涌现。两浙和川蜀地区成为全国的丝织业中心，从事“收丝放贷”“机户赊账”等业务的包买商也遍布江西、两浙、四川等地。广东雷州半岛和广南西路发展成棉纺织业的中心。

——摘编自卜宪群《中国通史》

材料一   所谓“富民”阶层，是中唐以来特别是宋代以来崛起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在以农业为基础的中国传统社会，他们主要以农业为致富的途径，但也包括以工商等其他途径致富者。宋人苏辙说：“惟州县之间，随其大小，皆有富民”。南宋叶适对富民的重要性作了最全面的阐述，他指出：“富人者，州县之本，上下之所赖也”。宋代以来，国家不断推行改革。历代改革均涉及社会和国家治理的方方面面，但一般来说，均平赋役和整顿吏治始终是国家改革的两个重点。而这两者又均与“富民”阶层紧密相关。“宋王朝对农民的统治是通过户等制而实现”，而乡村组织一级头目基本都是由户等靠前的富民群体来担任。

——摘编自林文勋、杨瑞憬《宋元明清的“富民”阶层与社会结构》

材料二   原本中国古代的城市以城为主，纯粹体现工商贸易功能的市镇，要到唐宋之际才出现，而明朝中后期是一个高峰。尤其是江南苏、松、杭、嘉、湖地区的许多著名市镇，都是在那时形成的。这些市镇中的居民，已经从农业人口中分离出来，大多从事纺织业。工商集贸性质市镇的兴起，使得农业人口与手工业和商业人口的比例发生了变化。而流向城市的大量游民，又成为雇佣工人的后备队伍。城市和商业进一步繁荣，具有明显经济职能的城市在增加。到清朝前期，广东佛山镇在内的“天下四大镇”在专业性市镇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新兴的城市。

——摘编自刘芃、朱汉国《历史学习精要》

材料一   春秋战国时期，铁制农具的应用、推广，与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有着必然的联系。据统计和考证，《山海经》里著名的铁山之中，“秦地即占10处之多”，河南、山西都有铁矿。战国早期，出现用退火热处理方法获得的展性铸铁（可锻铸铁），并出现“一范两器”的范具。随着铁制农具种类的丰富和形制、功能的创造，农民希望掌握新型工具从事和发展农业生产。战国时期，列国诸侯相继变法，铁农具的制造生产在各国“富国强兵”的变法改革中有着举足轻重的位置。

——摘编自杨玄《春秋战国时期黄河流域的金属农具的分析研究》

材料二   春秋战国时期，铁农具开始使用，耕犁和牛耕技术也随之出现，并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地区实行起来…… 秦汉以来，随着农业生产发展的需要，耕犁也有所革新，除犁铧是全铁外，还创造了犁壁，从而更有利于深耕和碎土……唐帝国前期，在耕犁的完善方面有巨大的贡献，这就是曲辕犁（因其首先在苏州等地推广运用，又称江东犁）的出现。它操作起来较为灵活方便，因而特别适用于土质黏重、田块较小的江南水田中使用，这对江南地区农耕经济的发展起了不小的作用。

——陈文华《农具发展史》

材料三   从汉至明清甚至近代，中国传统的农业耕作虽处在进步中，但一直变化幅度不大。具体而言，犁和铧无论在形制、种类还是质地上改进都比较大，但就主要耕作形式而论，自汉到近代没有什么根本不同。

——齐涛《中国古代经济史》

材料一   “国有六职……坐而论道，谓之王公；作而行之，谓之士大夫；审曲面执，以饬(整理)五材，以辨民器，谓之百工；通四方之珍异以资之，谓之商旅；饬力以长地财，谓之农夫；治丝麻以成之，谓之妇功。”春秋晚期至战国早期，商品交换继续扩大，金属铸币的出现也正是适应了这种需要。相传范蠡“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其子孙继续经营，财富积至巨万。猗顿“用盬盐起”，郭纵“以铁冶成业”，两人皆“与王者埓(同等)富”。

材料二   身份的改变，地位的转移，岂是轻而易举的事？商欲与士大夫同登王朝，怕是不容易的。荀子说：“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彼学者，行之，曰士也；敦慕(勤勉)焉，君子也；知之，圣人也。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但商贾想要从这条道路，直上青天，还有人为障碍加以阻挡。

——据费孝通、吴晗等《皇权与绅权》整理

材料三   由汉武帝始，中国商业“自由流通”的“黄金时代”终告谢幕。帝国时期当权者对待商品流通的态度，事实上相当矛盾。有些史家往往误信官方“抑商”的声明，忽略了生活强过观念。在传统中国，市场经济首先是为着服务于特权者的消费需求而存在的。

明清富商大贾巨额利润花费去向，能深层地反映出传统中国商人的历史命运。去向大端有四：官场消费、科举消费、社会公益消费、购置田产。

——摘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