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中国众多海神信仰中，龙王信仰占据重要地位。自东汉至隋，文献中关于龙王的记载都与佛教有关。唐以前的龙王还没有成为真正的海神，更多是作为事关农耕大计的神明，活动范围主要在西域一带，而非东部沿海地区。唐以降，文献中记载各地修建龙王庙的事情很多。龙王不仅司职降雨，而且融入民众生活，成为人们面临困难时可以祈祷的神。两宋时期，龙王作为“四渎之神”，更有“奠安海国”的作用。
——摘编自乔英斐《中国龙王信仰的发生与定型》
材料二：妈祖原型是宋建隆年间出生于莆田的林氏女林默，经修道最终飞升成仙，普渡众生于苦厄之中，自飞升以来多次受到统治者的褒封和赐谕，深受民众喜爱，其保护范围不仅限于渔业和商业，甚至也涉及到政治。其神力所达范围甚广，可以从泉州地区到直隶地区，甚至于“宾丹、爪哇等国”。今日学者统计全世界妈祖庙多达2500座，分布在中国、马来西亚、日本、美国、巴西等26个国家。在许多地方，妈祖信仰早已超越了海神信仰的概念，信众甚至将其视为万能的神，类似于观音。
——摘编自应南凤《从龙王到妈祖——中国海洋社会的信仰观察》
材料三：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间信仰逐渐恢复，对社会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199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做好宗教工作若干问题的通知》中，正式提出“使宗教同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2016年底召开的全国民间信仰工作座谈会提出，要积极引导民间信仰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进入21世纪，民间信仰所蕴含的特色文化元素逐渐得到挖掘，成为各地的特色文化产业。
——摘编自游红霞《“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视野下妈祖信仰谱系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龙王信仰形成中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妈祖信仰广泛传播的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间信仰的现实意义。
材料一 自战国时代开始从甘蔗中取得蔗浆以后，甘蔗种植日益兴盛，甘蔗制糖技术逐步提高，经近千年的发展，至唐宋年间，已形成了颇具规模的作坊式制糖业。公元647年，唐太宗派人去印度学习熬糖法。欧阳修、宋祁等合撰的《新唐书》中有这样的记载：“……贞观二十一年，始遣使自通天子，献波罗树，树类白杨。太宗遣使取熬糖法，即诏扬州诸蔗，柞沈如其剂，色味愈西域远甚。”从唐宋开始形成手工业制糖以来，制糖技术逐步得到发展，一些新的技术、新的工艺相继出现，土法制取的白糖、冰糖等新品种也相继出现，同时也产生了一些制糖的理论著作。如北宋王灼于公元1130年间撰写出中国第一部制糖专著——《糖霜谱》。8世纪中叶，中国制糖技术传到日本。13世纪左右，传入爪哇，成为该岛糖业的起源。15-16世纪，中国的侨民也在菲律宾、夏威夷等地传播制糖法。
——摘编自杨翠凤等《甘蔗的起源与进化》等
材料二 15世纪末，哥伦布将甘蔗制糖技术传至西印度群岛，很快又传至古巴、波多黎各。15世纪20—30年代，甘蔗制糖技术先后传到墨西哥、巴西、秘鲁等，不久，甘蔗制糖业在南北美洲都发展起来。由于甘蔗的生长需要热带环境，直到殖民地的兴起以及哥伦布发现美洲新大陆，欧洲强国才开始在殖民地发展大规模的甘蔗种植园和制糖工业。在近代社会中，糖的生产已经与一个民族的生产发展力紧密联系起来。蔗糖在18世纪经济中所占据的地位，就如钢铁在19世纪、石油在20世纪所占据的地位一样。
——摘编自李春辉《拉丁美洲史稿》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说明甘蔗制糖业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并简析甘蔗制糖技术的传播与发展对中国的影响。(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近代制糖业的发展对西欧的影响。
材料 中国的香料文化可以追溯到上古时代。南洋香料尤其是印尼香料的传入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香料文化的发展。宋元是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发展的鼎盛时期。从仅有的三次详细记载来看，各类香料是印尼三佛齐朝贡宋廷的重要物品。
明太祖规定“片板不许入海”,但是未能杜绝中国与印尼之间的民间贸易，香料走私时有发生。清初延续了明朝的海禁政策，南洋诸国只能通过朝贡贸易与中国开展贸易往来。这个时期，印尼的香料贸易网络已被荷兰殖民者所垄断。自1680年到1720年，每年平均有10艘左右的船舶从福建、广东、宁波等地航行到巴达维亚，用茶叶、瓷器等中国特产换取香料等土产。还有欧洲国家的商船从东南亚到中国贸易，香料是他们向中国出售的主要商品。
从汉唐到明清长达千年的香料贸易中，中国与印尼区域的多个古代王国之间建立了稳定的贸易体系，形成了独特的古代香料文化。古代中国盛行佛教和道教，其宗教仪式中都以焚香为其重要组成。而在日常生活中，“熏香”则成为皇室和贵族一项重要的生活方式。五代李珣《海药本草》中记载了主要由印尼传入的沉香、肉豆蔻、丁香等香料的医药用途。明中期以后，胡椒、苏木、丁香、檀香、豆蔻等香料 作为调味品迅速充溢日常饮食。
——摘编自许利平《古代印尼与中国香料贸易的变迁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的发展趋势，并分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古代中国与印尼香料贸易的影响。
1905年：小年份，大时代
一场“局外中立”的战争：日俄战争
1905年的日俄战争以中国为战场，而作为战场主人的中国却宣布了“局外中立”，是世界历史上少见的特例。同时，日俄战争的胜负，以实例向中国人“证明”了立宪优于专制，结束了以俄国还是日本为学习典范的长期争议 |
一纸寥寥数语的诏令：废除科举制度
1905年，清廷发布上谕，“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这寥寥数语，宣告了科举制的终结。 |
一曲“革命军中马前卒”的泣歌：邹容之死
1905年，《革命军》作者邹容因大力宣扬反清爱国的革命思想，遭到清政府和租界当局的追查与迫害，死于狱中，年仅20岁。 |
1905年，孙中山在伦敦拜访严复，就如何改造中国的问题进行会谈。严复认为，“中国民品之劣，民智之卑，即有改革，害之除于甲者将见于乙，泯于丙者将发于丁。为今为计，惟急从教育上着手，庶几逐渐更新也”。孙中山不同意严复的主张，他说，“俟河之清，人寿几何？君为思想家，鄙人乃实行家也”。 |
1905年，担任同盟会评议员的朱执信在《民报》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介绍马克思等人生平及主张。同年，孙中山在欧洲与第二国际执行局主席举行会谈，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在会谈时说的“我是中国的社会民主党人”等语。 |
(2)通过1905年的历史迹象，指出当时中国救亡图存的路径。
材料一 《宋史·范祖禹传》记载：“国家根本，仰给东南。”陆游也说：“而吴中又为东南根柢，语曰‘苏湖熟，天下足。’”进入明代，情况发生了变化……商品性农业在明代中后期获得大规模发展。种植较广的经济作物，首推棉花和桑树，江南和华北都形成了大面积植棉区，桑蚕业则集中在长江三角洲地区。到明朝中后期，江南地区出现严重的粮食匮乏。而在元明二代，早熟稻的栽种在西南各省和湖北、湖南相当普遍，两湖成了中国的谷仓。江南从湖广、四川等地大量输入粮食，民谚也一变而为“湖广熟，天下足”。
——摘编自白寿彝、何兹全主编《中国通史第九卷》
材料二 “湖广熟，天下足”出现的时间吸引了日韩两国诸多学者来考证。
| 国别 | 学者 | 研究成果 |
| 日本 | 加藤繁 | 发现明末刊本——《地图综要》提到“楚固泽阅，耕稼甚饶，一岁再获，柴桑吴楚多仰给焉。谚曰‘湖广熟，天下足。’”他据此推断“湖广熟，天下足”形成于明末。 |
| 日本 | 重田德 | 在《清初湖南米市场的考察》中指出：其一、湘潭是湖南内部米谷最大的集散地；其二、汉口是湖广、四川米谷最大的交易市场。据康熙四十八年的奏疏说：“湖南相距江浙甚远，本处所产之米，运下江浙居多。” |
| 韩国 | 吴金城 | 着眼于15世纪中期洞庭湖周边农业生产发展水平，认为该地域的稻作地带上升为中国粮仓的地位，是15世纪中期渐次形成的。他还发现了正统、成化、嘉靖等年间湖广米谷大量输出的记录。据奏疏载：“外省巨商，鳞集辐辏，搬运不绝，以致本省（湖广）米价腾涌。” |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从“苏湖熟，天下足”到“湖广熟，天下足”的背景。(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日韩学者关于“湖广熟，天下足”出现时间的研究进行评价。
材料一 早在汉代，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就开始对朝鲜半岛产生影响。到了唐帝国时期，已经在东亚和中亚建立了中国的宗主权势力范围，形成了以中国为核心的中华法系。到过中国的西方人，也都盛赞中国文明的优美与进步。13世纪的《马可·波罗行纪》中记载：“国王治国至公平，境内不见有人为恶，城中安宁，夜不闭户，房屋及层楼满陈宝贵商货于其中，而不虞其有失。”16世纪后半叶，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传教士来访开启了“中学西传”的进程，把作为中国文明本体的儒家学说传播到西方世界，在大革命前夜的欧洲大陆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公丕祥《19世纪之前的中外法律交往》
材料二 按照威斯特伐利亚模式，在各个主权国家的法律制度之间并不存在隶属关系。但是，在英、法等宗主国和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之间却不存在平等关系，而是隶属关系，宗主国的最高法院往往是殖民地法院的最高上诉法院。在公法领域，作为西方法治主要原则的人权和宪政从来没有真正移植到殖民地的法律制度中，在殖民地根本谈不上平等权、普选权。在私法领域，打开贸易壁垒是西方国家关注的焦点。殖民地的法律制度几乎都采取属人主义原则，即对殖民地占领当局实行宗主国的法律，而对殖民地的人民则实行殖民地法或者当地的习惯法、宗教法。
——摘编自朱景文《西方法治模式和中国法治道路》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政治法律文化对世界产生影响的原因。(2)据材料二、依据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原则简评西方国家在殖民地的法治行为。
(3)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与近代西方的法律文化外传过程有何显著不同。
材料一 据《礼记·王制》记述，春秋时期“中国（中原华夏）、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改变）。……言语不通，嗜欲不同”。而至东汉初年，据《续汉书·祭祀志》记载，光武帝称其时已然“车同轨，书同文、人同伦”。
材料二 据史书记载，在金迁都前后，朝臣曾有激烈争论。反对迁都者提出，“上都之地，我国旺气，况是根本，何可弃之”。赞同迁都者的理由则是，“上京僻在一隅，转漕艰而民不便……燕都地处雄要……易于据守……燕京地广土坚，人物蕃息，乃礼义之所”等。1153年，金迁都燕京。迁都二十多年后，“女真人寝忘旧风”，“燕饮音乐，皆习汉风”。
——《大金国志》等
材料三 北方（指北方少数民族）奄有（统治）中夏，必行汉法，可以长久矣，故后魏（北魏）、辽、金历年（统治时间）最多。
——【元】许衡《鲁斋遗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从春秋到东汉时期华夏认同是如何发展变化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金迁都燕京的历史影响。
(3)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辽、金“行汉法”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中华”一词始见于记载两晋南北朝史实的史籍中。在当时东晋、南朝士人中，“强胡陵暴，中华荡覆”、“中华覆败，沉没戎虏”是一个很普遍的说法。将原西晋统治下中原地域的朝臣、士人统称作“中华人士”“中华之士”。从当时对“中华”一词的使用来看，可以发现如下事实：第一，“中华”用以指原西晋统治下的中原地域；第二，“中华”一词主要用以称谓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第三，使用“中华”一词的人主要是南迁的原西晋的朝臣和中原士人，他们对胡族大举入据而“湮没”和“荡覆”的中原政治及文化传统无限感伤与眷念。“中华”一词对胡族这一“他者”的排斥显而易见。
材料二 晋室南迁后，“北方世家大族未获南迁者，率与胡人合作”则是当时极普遍的现象。北魏、北齐、北周，均有相当数量中华士人参与权力中枢，他们是为北方民族政权塑造“中华”身份并推动其一步步融入“中华”的关键力量。北魏、北周等少数民族政权在主观上对“中华”不抵触、不排斥。孝文帝时大臣韩显宗上疏，斥南朝“欲擅中华之称”，说明北魏心目中已经以中华自居。北周闵帝时还在关中地区设置了“中华郡”（今陕西省富平县）。
入唐以后，“中华”不但成为唐朝的别称，在与外国或周边政权交往时大多使用“中华”一词，标志着“中华”实已成为中国的名号，“赤县神州，即有唐中华之国也”。李唐统治集团是北魏、北周以来深受中原文化影响的北方少数民族上层集团代表，其竭力以“中华”自诩，最终使“中华”成为新的胡、汉融合体的统称。
——摘选自石硕《胡入中华：“中华”一词的产生及开放性特点》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指出“中华”一词产生的时代背景。(2)依据以上材料，概述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中华”一词内涵扩大的过程及意义。
材料一 汉魏之际，天下纷争，时任辽东太守的公孙度整顿风气，打击豪强，实力迅速提升，“东伐高句骊，西击乌丸，威行海外”，曹魏名臣刘晔指出“（辽东）水则由海，陆则阻山，故胡夷绝远难制”。初平元年（公元190年），公孙度更是越海收东莱诸县，自立为辽东侯。曹操平定北方后，东部鲜卑开始大量进入辽河以西地区，并不断向东迁徙，成为这里的主要居民，据《三国志·魏书》记载：“正始五年（公元244年）九月，鲜卑内附，置辽东属国，立昌黎县以居之”。
——摘编自张天放《汉末至东晋初期人口迁徙对辽东地区的影响》
材料二 有学者指出，总的来看，汉末的人口流向是由青州（今山东东北）、徐州（今山东南部、江苏北部）向幽州（河北北部及辽宁西部）迁移；由山东半岛渡海向辽东迁移。今天的辽宁等地是当时主要的人口迁移区域。学者对比两汉辽东户数，统计出其增长率为14.625%。对照全国户口负增长的形势，这一数字相当可观。迁入人口多来自周边的幽、冀二州和渤海海峡对岸的山东半岛，幽冀民众大多由“卢龙塞”和“傍海道”进入辽东，而山东半岛居民则大多“浮海”至辽东，其中不乏时之名士：如东莱人太史慈，北海朱虚人邴原、管宁，乐安盖人国渊，平原人王烈，等等。
——摘编自王子今《秦汉时期渤海航运与辽东浮海移民》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末涌向辽东的人口构成。(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末辽东移民大量涌入的原因。
材料 位于胶东半岛的招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中国著名的黄金产地，有“金都天府”之称。1939年2月，日军侵入招远城，攻占了华北第一大金矿——玲珑金矿，直到抗战胜利后才撤出，在这期间，日军共从招远掠夺黄金16.5万吨。1940年11月，国民政府停发边区政府的经费，毛泽东说：“国民党用停发经费和经济封锁来对付我们，企图把我们困死，我们的困难真是大极了。”同时他认为，“把票子搞到延安来，什么东西都买不到，多搞‘通货'来比较好”。
1940年8月，胶东党组织正式成立“玲珑采金局”，统一领导群众采金，建立了许多金矿。与此同时，多种所有制形式的黄金生产组织建立起来，大大推动了黄金生产的迅速发展。1943年，中共北海军区组织成立了北海武工队，开展对敌军事斗争，策动玲珑金矿上伪军反正，拔掉矿上敌军据点……运送黄金的方式，都是派一个精干的营或连的兵力，战士穿着特制的衣服，将黄金放在衣袋里，每个人带上十几两，先中转运到山东分局，然后经过长途跋涉，运送到延安。据谷牧在回忆录中说：“据初步估计，山东根据地在抗日战争期间上缴黄金约有10万两之多”，而在一些地方志资料中，记载的是“13万两黄金”。
——摘编自孙健伟《“黄金抗战”——胶东抗日根据地的黄金斗争与运金延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黄金抗战”的背景及其表现。(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黄金抗战”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