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1912年，中国银行在北京开业，并赋予了中央银行的地位及相应特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北京、天津还增设了许多商业银行。北京和天津的金融地位已高于其他地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把政治中心与经济中心适当分离，把上海发展为金融中心的方针，设立中央银行于上海，并把中国银行、交通银行的总行南移至上海，并增加官股、指派官股董事监事。1928年，北平（当年北京改名为北平）某银行的营业报告写到：“北平入春以来，因南北军事未经解决，交通又复阻滞，以致银根枯窘，各业均受影响，倒闭时有所闻”。

——摘编自吴景平《近代中国金融中心的区域变迁》

材料   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召开，66个国家代表与会。英国企图让经济实力雄厚的美国承担保持世界金融货币平衡的义务，从而维持英国自己的主导地位。

——摘编自金卫星《1929—1933年大萧条与伦敦世界经济会议》

材料   英国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大事年表

——摘编自【日】浅田实《东印度公司》等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某复兴。这个初心和使命是激励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

材料一   1952-2018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收入

——依据《中国统计年鉴》

材料二   农村贫困发生率变化情况

——依据《中国农村贫困检测报告（2019年）》

材料三   清除贫困，改善民生，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历史使命。2012年，党的十八大后拉开了脱贫攻坚的序幕。2013年提出精准扶贫的理念。2020年，现行标准下9899万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脱贫，12.8万个贫困村全部出列，近1亿贫困人口实现脱贫，消除了绝对贫困和区域性整体贫困。

——摘编自本书编写组《中国共产党简史》

材料一 《汉书·百官公卿表》载：“西域都护，加官，宣帝地节二年（公元前68年）初置。”《汉书·郑言传》载：“自元狩（汉武帝年号）之际，张骞始通西域；至于地节，郑吉建都护之号。”

材料二 汉宣帝元康元年（公元前65年），西域的莎车（西域诸国之一）等国在天山南道发动叛乱。《汉书·冯奉世传》记载，都护郑吉、汉使冯奉世等“遂以节（古代使节的权力凭证）谕告诸国王，因发其兵，南北道合万五千人进击莎车，攻拢其域。”

材料三 汉宣帝神爵二年（公元前60年）。匈奴发生内乱，《汉书·西域传》载：“其后日逐王畔（叛）单于，将众来降，护郑善（西域诸国之一）以西使者郑吉迎之……是岁，神爵三年（公元前59年）也。乃因使吉并护北道，古号曰都护。都护之起，自吉置矣。

材料   1880年以后，日本文部省接管了全国各地的职业学校。19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日本文部省相继颁布的《农业学校通则》《商业学校通则》《实业学校令》等法令法规，其中规定：实业学校的目的在于对从事工业、农业、商业的实业者施以必要的职业技术教育。1894年颁布的《实业教育国库补助法》规定：每年支出15万日元，用来充实和兴办实业补习学校。1930年，日本初等职业教育的实业补习学校数量已增加到15000多所，在校生127万余人；中等职业教育的实业学校已发展到974所，在校生28万余人；高等职业学校的实业专门学校增至51所。1937年，日本政府成立教育审议会，全面扩充和增设实业学校。在农业教育机构中努力培育面向大陆的开拓者。在工业教育机构中，重点扩充与机械、船舶、采矿、冶金、化学、电气等工业部门相关的职业教育。1943年，日本政府颁布改正的《实业教育规程》，体现出浓重的军事化色彩。职业教育的政策完全抛弃了之前以谋求大多数国民享有安定的社会生活的目的。1945年，日本战败后，其各级、各类职业学校都几乎陷入瘫痪状态。

唐都长安人口

说明：《长安志》是我国现存最早的古都志，作者根据搜集的与长安有关的实录、传记等编纂而成。《论今年权停举选状》写于803年。当年，唐都长安地区发生旱灾，皇帝恐怕粮食匮乏，要求停止当年的科举考试。韩愈上书皇帝，对此做法提出强烈抗议。

材料一   1763年的世界贸易示意图

材料二   经济全球化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产生及其全球扩张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一阶段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第二阶段，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冷战结束前，表现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垒；第三阶段，冷战结束至今，是全球化进程不断加快并日趋明朗的阶段。

——整理自崔兆玉、张晓忠《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新中国体育大事记

2019年至2020年，考古工作者对新疆尉犁县境内的克亚克库都克烽燧遗址进行考古发掘。

烽燧由三层或四层土坯夹一层芦苇草，中部夹放胡杨桁木垒砌而成。在烽燧南侧还发现有土坯垒筑的护坡。遗址中出土的文书、木简带有明确纪年，已发现有“先天”“开元”“天宝”等年号。出土的军事文书数量最多，详细记录了与克亚克库都克烽燧有关的军镇、守捉、烽铺馆驿等各级军事设施名称。出土的木质实物标本记载了“计会交牌”制度（传递军情和政令），为国内首次考古发现。

烽燧遗址出土了《韩朋赋》《游仙窟》《孝经》等手抄本，都是当时风行一时的作品和书籍。出土的纺织品，主要为丝、毛、棉、麻四种。遗址中发现了34种不同的植物，其中粮食作物有水稻、青稞、大麦、小麦等，园艺作物有桃、杏、枣、核桃等；还出土了不少动物骨头，有马鹿、野猪、黄羊、鱼等，多数属于野生动物。

材料一   把饮食与政治联系起来，是中国古代独特的饮食理念。自古认为治理国家与饮食烹饪的原理是相通的，《老子》曰：“治大国若烹小鲜”（治理大国要像煮小鱼一样，不能多加搅动，多搅则易烂）。《周礼》以“冢（大）宰”为百官之长。因为“宰”有调和膳羞之意，而官长需要具备厨师“调和”五味那样的本领，故“宰”成为官吏的通称。饮食与政治的联系还表现在为官者与民众在饮食上的差别，为官者称“肉食者”平民称“蔬食者”、“藿食者”。

——摘编自黎虎《略论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研究》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餐馆、西式饭店在中国通商口岸大量出现，用最具体形象和可见、可尝的形式传播了西方饮食文化。同时，一些来华的外交使节、商人等也向西方社会介绍中国的食物原料、菜点及其制法、饮食习俗等。1851—1911年期间的历次世博会上都有中国的茶叶和饮食餐具——瓷器的展示。西方传教士翻译的《保全生命论》《化学卫生论》等书籍，向中国介绍西方营养学、卫生学知识，在当时影响广泛。清末，政府颁布《奏定女子小学堂章程》和《奏定女子师范学堂章程》，明确设立“家事”课，一般都有营养学的内容。1909年，美国基督教会出版的《造洋饭书》介绍了267个西餐菜点成品或半成品的用料及制法。西方国家还将面包、罐头、啤酒等工业食品及其机器、设备和技术输入中国，对中国食品工业的产生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

——摘编自杜莉《古代中西方饮食文化交流的特色及成因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