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750年的英国，家境殷实，发财心切，“人们都在为了市场销售而努力生产”。他们的逐利本能，指向“廉价与简单”；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很快被抬进纺织厂。他们的利益诉求，直接影响议会；于是政府顺水推舟，沿用旧制度，应付新问题。假如说土地兼并与新教伦理为英国打下工业化的基础，那么“亦商亦战的海上力量”则是其腾飞的重要支柱。可以说：“英国工业经济，是从其与欠发达世界的商业交往中成长起来的”。工业化后的英国，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日益下降；城市人口逐渐超过全国总人口的50%；“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分裂为两大相互直接对立的阶级”。煤烟尘和水蒸气的结合也使伦敦成了世界著名的“雾都”。工业化改变了英国自身面貌，也大幅改写了国际地缘政治。

——摘编自赵一凡《英国现代化奇迹》

材料二   20世纪20年代后期，苏联与各资本主义国家的摩擦、矛盾时有出现，并面临着经济封锁等联合敌对行动。与此同时，新经济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富农阶层和耐普曼阶层(资本主义分子)逐渐崛起，并引发一系列社会冲突。1925年，斯大林指出要“利用现有的资源来全力推进我国工业，从而加速整个经济的发展。”1926 年起，苏联通过开展增产节约运动、发行“工业化公债”和农业集体化运动，满足工业化的粮食供应和资本积累。工业化开始后，苏联一面加强对经济的计划领导，一面着手在工业管理体制进行调整与改组，最终形成“部——总管理局——企业”的部门管理体制。在13年的工业化期间，苏联重工业在全部工业中的比重从20世纪20年代末的39.5%上升到1940年的61%，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同时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

——摘编自陆南泉《斯大林工业化道路再认识》

材料一   新经济政策并不是在丰富理论基础上被提出的，而是作为应急性政策被迫实施。其执行之初便被认为是一种“退却”。该政策放宽了出租土地和雇佣劳动的限制，使得贫雇农与富农的阶层分化日益严重。作为党的主要领导人斯大林指出绝对不能指望农民可以自发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并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速度发展较慢是 1927年粮食收购危机重要诱因，其出路“在于农业方面由个体农民经济过渡到集体的公共经济”。在暂时的国际和平随时可能转为危机的压力下和外国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中，苏联为寻求原始积累的来源以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最终以苏联模式取代了新经济政策。

——摘编自牛舒婷《苏俄新经济政策结束原因再思考》

材料二   苏联模式以国家政权为核心，以党中央为领导者，以各级党组织为执行者，以国家工业发展为唯一目的，以行政命令为经济政策，以行政手段为运作方式。与 1922年相比，1940年苏联的国民收入增长10倍，工业产值增长23倍，农业产值为原来的2.1倍，铁路运输货运周转量增长22倍，固定资产增长23倍，基建投资增长25倍，工人和职工数量增长4.4倍。其代价则是农业经济和消费品生产长期落后，并使苏联出现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现象。至20世纪70年代，当世界科技在飞速发展时，苏联的技术创新和应用却受到压制，并不可避免的出现经济停滞。邓小平曾说过：“（社会主义）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

——摘编自列·伊·阿巴尔金《苏联经济的命运、矛盾及其发展演变》

材料一

史料一 《花神芙罗拉》(公元1世纪意大利古城庞贝的壁画)，描绘了身着丝绸长袍的花神芙罗拉(掌管园艺和植物)正在采花的背影；在多彩丝绸的衬托下，花神更显轻盈和灵动。

史料二   孙权黄武五年(226年)，有大秦贾人字秦论，来到交趾(趾)，太守吴邈遣送诣权。权问论方土风俗，论具以事对……权以男女各十人，差吏会稽刘咸送论，咸于道物故，乃径还本国也。

——摘自《南史列传第六十八·夷传传上》

材料二   自16世纪利玛窦翻译《四书》后，“中国热”逐渐在欧洲兴起，并形成“汉学”研究风气。欧洲学者撰写的《孔子道德论》《中国人的政府和道德观念》等，其影响甚至超过原著。自从1685年法国路易十四派遣传教士到中国开始，法籍会士便渐成在华耶稣会士的中坚力量。他们多是饱学之士，广泛接触中国士大夫，甚至进入政治中枢，撰写了大量有关中国的记述。其中《中华帝国全志》《耶稣会士书简集》和《北京耶稣会士中国纪要》，在法国乃至欧洲引起轰动，伏尔泰等思想家从中收益良多。如伏尔泰认为中国政府是：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全体人民。此外，这些中国学研究，也反过来对中国近现代的学术研究范式的变迁产生很大冲击。

——摘编自陈超《对明清之交“东学西渐”的思考》

材料一   国际联盟是世界上第一个以维护和平与安全为宗旨的国际性组织。中国知识界认为，万国联盟也就是国联的成立，“并非偶然的运动，孤立的现象，而是历史、政局、思潮诸种因素凑合以成”。“今日国际最困难，也最根本之问题，即在调和各国家之利益，规范各国家之野心，综合各民族之精神，使悉有利于公共的善。换言之，即不承认世界上有‘完全独立’独自发展而侵害他国的国家。世界上所有的民族，要成一种有组织的团体。维持这个国际组织的，就是万国联盟。”“万国联盟，就是使世界废除战争用公理裁判曲直的唯一方法。”

——摘编自郑大华、王敏《欧战后中国知识界对建立国际联盟的思考——以〈太平洋〉杂志为中心的考察》

材料二   针对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二战对人类造成的大浩劫，反法西斯大同盟将他们之间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分歧暂时搁置一旁，在吸收以往国际组织的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达成了以《联合国宪章》为宗旨和原则建立国际秩序的共识。《联合国宪章》强调会员国不分大小都有平等发言权的规定，宪章所规定的组成联合国为数众多的专门机构之间的“权力划分”原则，无不体现了普遍性原则，使联合国成为最重要的国际讲坛和开展多边外交的场所。宪章所确定的5个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大国一致”原则，不仅反映了二战结束时的世界政治力量的对比，突出了大国的责任和历史作用，更为重要的是它从内部机制上赋予联合国和平解决争端和制裁侵略的可操作性和强制力量，使集体安全有了切实可行的保证。

——摘编自徐蓝《试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国际秩序的建立与发展》

材料一   在中世纪欧洲的基督教诸国，宗教权力与世俗权力长期并立，教会与国家自成体系，分庭抗礼。至于华夏文明及其周边区域，世俗权力极度膨胀，皇权至上的政治体制贯穿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相比之下，教权与世俗权力的密切结合构成伊斯兰世界传统政治制度的突出现象，宗教与政治长期处于浑然一体的状态则是伊斯兰传统文明区别于中世纪的基督教文明以及华夏文明的显著特征。

——摘编自哈全安《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起源》

材料二   为什么许多（中古时期）非洲人从他们的传统宗教信仰改变为信仰伊斯兰教呢？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种向伊斯兰教的转变一般首先出现在社会的上层，其中又以统治者和成功的商人意愿最强。因此，学者们长期将西非草原伊斯兰教称为“宫廷和商业宗教”。尽管伊斯兰教在西非的影响扩大了，但伊斯兰教只不过是简单取代了非洲宗教的观点是错误的。伊斯兰教常常与非洲传统宗教混合起来——这就是一个体系适应另一个从而创造一种新的独特的宗教思想意识的所谓“调和”过程。

——摘编自[美]埃里克·吉尔伯特等《非洲史》

材料一   中国辛亥革命推翻清王朝统治和君主专制制度的成功，极大地鼓舞和推动了亚洲各国的民族解放运动。而且孙中山和中国革命党人还积极支持和援助亚洲各国民族解放运动。韩国独立运动领袖中圭植在听到中国武昌起义的消息后，就从韩国来到中国。1912年4月，他还受到孙中山接见，并得到上海都督陈其美的援助，在上海组织了爱国救亡团体同济社，开展抗日独立运动。辛亥革命还鼓舞和推动了印尼、缅甸、印度、菲律宾等亚洲国家的民族解放运动。列宁曾高度评价以辛亥革命为主要标志的20世纪初“亚洲的觉醒”：“标志着20世纪初所开创的全世界历史的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王晓秋《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

材料二   1905年，越南华侨在西贡堤岸建立了同盟会组织，该组织除了援助广东、广西和云南的革命活动外，还在越南南部宣传革命和三民主义思想。孙中山“联合一切平等待我之民族”的思想，为越南革命者普遍接受并在越南全境迅速传播。1907年3月，孙中山公开在河内成立河内海防中国同盟会，并以越南为根据地在中越边境策划和领导了防城、镇南关等4次起义。1927年，信仰三民主义的越南革命者在河内成立了“越南国民党”，并以三民主义为指导，主张进行民族革命，推翻法国殖民统治。辛亥革命不仅是中国划时代的重大历史事件，也大大促进了亚洲民族的觉醒和民主共和思想的传播，是一场推动中国走向世界的革命运动和革命思潮。辛亥革命的世界意义表明，国家的现代化不仅受发达国家的影响，而且受落后国家尤其是周边传统大国的影响，而后者往往被忽视。

——摘编自王武《越南视角：辛亥革命世界意义新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