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官生于职，职沿于事，而名加之。后世沿名，不究其实……初，太祖分迭刺夷离堇为北、南二大王，谓之北、南院。宰相、枢密、宣徽、林牙，下至郎君、护卫，皆分北、南，其实所治皆北面之事，语过官制者，可不辨。凡辽朝官，北枢密视兵部，南枢密视吏部，北、南二王视户部，夷离毕视刑部，宣徽视工部，敌烈麻都视礼部，北、南府宰相总之。惕隐治宗族，林牙修文告，于越坐而论议，以象公卿，朝廷之上……以国制治契丹，以汉制待汉人……事简职专，此辽所以兴也。

——摘编自《辽史·百官志一》

材料   进入21世纪，我国公共图书馆事业发展迅速。2003年，深圳在全国率先提出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宏伟目标。目前全市公共图书馆总数1086所，远超纽约等国际化大都市，每1.63万人拥有一个图书馆设施、每万人拥有馆合面积约292平米、年度文献购置费将近1.4亿，电子图书总量遥遥领先，数字化水平走在世界前列。深圳“图书馆之城”构建了覆盖全市的总分馆体系。2022年底，宝安、罗湖等区纳入区级总馆垂直管理的基层图书馆有146家，街道图书馆实行垂直管理体制的已过半数。深圳“图书馆之城”建设还体现在新型空间建设与品牌活动培育。“南书房”是深圳图书馆打造的经典阅读空间，在其示范影响下，大批公共阅读新空间涌现出来，成为深圳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志，引领了全国的新型公共文化空间建设。20多年来，一大批有特色的阅读品牌活动得到培育，“爱阅”融入了市民生活，书香成为了深圳底色，深圳赢得了“全球全民阅读典范城市”的美誉。如今，“图书馆之城”的理念、构想与实践由深圳开始辐射国内，广州、东莞及中西部地区等都开展了建设“图书馆之城”的实践。

——摘编自李国新《“图书馆之城”：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公共图书馆体系的深圳贡献》

材料一   1919年梁启超等社会精英游历欧洲，却到处看到和听到西方文化人士失望于自身文明，“想输入些东方文明，令他们得些调剂”的言论使他们倏然觉悟，转向国人提倡东方文化，因此引发了国内流行一时的东方文化思想。《欧洲心影录》中梁启超甚至这样感慨，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的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

从20年代末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这种多少有些不太正常的过分热情逐渐消退，但各种专业译介和研究却继续得到发展。……对于近代以来屡遭西方劫难，严重缺乏文化自信的国人来说，这无疑起到一定的鼓励效果，部分扫除了由来已久的文化悲观情绪。

总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这场中国文化西播热潮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虽然西方世界的文化歧视态度依然不同程度地存在着……但中国传统文化展现出独特优势，开启了自身的近代复兴，步入又一个全新历史阶段。

——摘编自夏舒洋《一战后的中国文化西播热潮述评》

材料二   20世纪60—80年代，新加坡经济快速发展。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认为新加坡的经济发展离不开儒家文化的影响。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东亚儒家社会同西方自由放任的社会有着根本的差异。儒家社会相信个人脱离不了家庭、大家庭、朋友以至整个社会，而政府不可能也不应该取代家庭所扮演的角色。新加坡依赖家庭的凝聚力、影响力来维持社会秩序，传承节俭、刻苦、孝顺、敬老、尊贤、求知等美德。这些因素造就了有生产力的人民，推动了经济增长。

——摘自《历史选择性必修3》

材料   朱仙镇木版年画是民间艺术的一种。清初，随着全国经济的普遍恢复，朱仙镇在贾鲁河商贸运输的带动下，商贾贸易日盛，其年画发展也进入了鼎盛时期。“业此者三百余家，出品盛销于临近各省，大有独占市场之势”。镇中规模较大的年画商号，如山西人所开的德源长，常年雇用刻印工匠一百四五十人。每年的农历九月九日是一年一度出售年画之始，也是木版年画行会纪念日，各作坊都在这天开张，届时，行会将在镇上的关帝庙和岳飞庙举办门神会，唱戏三天。朱仙镇木版年画种类近三百种，艺术创作上继承汉唐壁画画风，线条粗犷豪放、构图饱满匀称，题材则多来自通俗文学、小说戏剧。时至今日，我们学习和研究朱仙镇木版年画，对于木板年画艺术的发展，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都有着重要意义。

——朱军献《朱仙镇木版年画兴衰考》

材料   近代重庆只是西南的一个区域城市。全面抗战爆发后，1937年10月30日，国民政府决定迁都重庆。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正式宣布迁都重庆，以重庆为战时首都。1939年改重庆为直辖市，1940年定为“陪都”。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21日，同盟国中国战区统帅部在重庆成立，负责指挥中国、越南、缅甸、马来西亚等国的同盟军作战。另一方面，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由武汉迁来重庆。1939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决定在重庆设立中共中央南方局作为国民党统治区的派出机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中央南方局负责领导四川、云南、贵州等地区的党组织，领导人民进行了八年艰苦卓越的斗争。重庆不仅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地位和重大国际影响的大城市，而且是多功能的中心城市。

——摘编自何一民《近代重庆城市史研究》

材料一   唐代长安通往主要城门的大街有六条，皆设有街鼓，“日暮鼓八百声而门闭……五更二点，鼓自内发，诸街鼓承振，坊市门皆启。”长安城纵横交错的街道将整个外郭城分隔为108坊（略有变化），坊区为居民区。东西城区各设市区，为东西两市，位于街东和街西中间偏北，各占两坊，是长安繁华区的两大中心区域。长安城内有京兆尹及所属附郭京县负责城市民事管理，包括狱讼、督察奸非、抚治黎甿、敦四民之业，此外，还设置官员巡掌城市监察不法之事。在户口方面，城乡户口没有区别，不同类别和特殊群体有单列的户籍，分属不同机构管辖。如商人列入市籍，匠人编入匠籍，乐人有乐籍，军人隶军籍，僧尼和道士等有单独的僧道户籍。这些单独户籍在行政管理、承担赋役等方面有不同于普通编户的责任和义务。

——摘编自韩光辉《论中国古代城市管理制度的演变和建制城市的形成》等

材料二   工业革命以来，英国出现了较为严重的城市社会问题，许多城市居民无力购买住房，仅在伦敦万人聚居的贫民窟就有20个以上。由于城市饮用水取水的河流被沿岸肆意排放的污水污染，英国许多城市霍乱流行，导致大量人口死亡。在伦敦的7个辖区中，贫民集中居住区犯罪率高得惊人。同时，不少新兴的工业城市街道狭窄，建筑物品质低劣而且杂乱无章，整个城市的建设缺乏起码的规划。针对这些问题，1800年，空想社会主义者欧文开始着手在苏格兰的新拉纳克进行“新和谐村”试验。1832年，英国议会改革议员选举法，新兴的工业城市得到65个席位。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的《工厂法》，初步构建了英国政府的劳工立法体系。1835年议会通过了《城市机构法》，在178个城市中设立了济贫法委员会、卫生总局等政府管理机构，利物浦市政当局利用城市的公共地产建造了大量的工人住宅，采用政府征购的方式拆除了部分贫民窟后，在原址上兴建了商店、公园等公共设施。著名的城市学家霍华德在1898年正式提出了建设“田园城市”的主张。再者，政府实施系统的卫生改革，如建设下水道、保障饮用水清洁、清洁道路、清运垃圾等，公共卫生状况有了明显改善。

——摘编自李明超《工业化时期英国的城市社会问题及初步治理》

材料一   美国棒球外交早在19世纪末，美国棒球队通过环球巡演，扩大商业利益，提高国际影响力。战后，美苏展开激烈的体育竞争。1956年，美国国会通过《国际文化交流与贸易参展法》，成立专门的体育机构，同时积极利用非政府组织和私、组织参与体育文化交流。美国棒球队推出全球追捧的著名球星、派出代表团访问、《体育画报》高频率宣传，以展示“美国经济、社会制度下的美国人民所取得的文化成就”。冷战结束后，“棒球外交”成为克林顿推行经济全球化战略、缓和美国外交紧张局势的助推器。1999年，美巴“棒球外交”解开了美国和古巴之间的外交冰封状态。

——摘编目刘佳《棒球运动与美国对外政策》等

材料二   中国乒乓外交

1953年，中国首次参加在罗马尼亚举行的乒乓球锦标赛，成为国际乒联正式会员。由于帝国主义国家阻挠，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阴谋，中国退出奥委会等组织，国际乒联在这一时期成为唯一一个中国与之保持正常关系的国际组织。1971年，“小球转动大球”的“乒乓外交”打破了冷战时期的外交僵局，书写了历史佳话。改革开放后，乒乓球援外项目、亚非拉乒乓球友好邀请赛、“一带一路”国际乒乓球邀请赛、刘国梁担任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等对书写大国特色外交发挥积极作用。

——曹犇《“乒乓外交”50年：试论新中国成立后乒乓球在体育外交中的作用》

材料一   面对西方殖民势力的步步紧逼，明清两朝统治者从不同层面采取了一系列政策。首先，加强对西方国家的防范，“立中外之大防”。明朝加强沿海地区防守，“苹渡船，严保甲，搜捕奸民”,整顿海防官兵，日夜操训；清廷对西方来华商船作出限制性规定，西方商船进入黄埔港，须将所带炮械交出，所带之护货兵不得擅自进入各海口等。其次，限制对外贸易区域。自明初以来，中央政府为便于有效管理朝贡事务，划定不同口岸，规定入明朝贡的外国人员在各自划定口岸登陆。清朝在1757年宣布关闭闽海关、浙海关和江海关的西洋贸易，只保留粤海关通商。“限关”的同时，明朝中后期、清朝中前期，政府为应对海陆边境贸易需求，采取了相对积极的政策。18世纪的广州成为环球海上航路的重要中转港。此外，明清统治者对西洋科技和文化，采取“节取其技能，而禁传其学术”的态度。康熙晚年，罗马教廷禁止中国教徒祭祖祭孔，这与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冲突。

——摘编自中国历史研究院课题组《明清时期“闭关锁国”问题新探》

材料二   西方列强通过鸦片战争迫使中国签订不平等条约，改变了传统中外关系格局。《望厦条约》签订后，道光帝谕令将五口通商贸易章程向各国颁发，“以示怀柔”。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列强不断勒索，使清政府感到怀柔之道难以适应条约关系；与此同时，随着西方的国际法和近代国际关系的准则等从各种渠道传入中国，清朝大吏们逐渐产生了近代国家主权意识。1867年在讨论修约问题时，清政府明确表示：“查中外时势，有难有易，且亦各有国体及自主之权。如时势可行，及无碍国体政权者，中国原有自主变通之法。”其后，清政府有意识地在新订条约中消削或限制此前已被列强所握取的特权。甲午战争后，日本企图凭借强权订立新的商约，由此获得与西方国家同等特权地位，对此清廷降旨强调，“凡此次所许利益，皆不使溢出泰西各国之外，庶可保我利权”,最终日方方案共40款，中方删改达31款之多。经过庚子事变，清政府的修约意识更为清晰，除将收回领事裁判权的筹划纳入条约外，清政府还就修改经济特权作了筹议。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晚清卷)》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