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李谷一“气声唱法”的争议

从1978年开始，港台的流行歌曲尤其是影响最大的邓丽君之声形成了一股强劲的东南风，吹入了中国内地。1979年10月全国第四次“文代会”召开，本次会议不再继续提“文艺为政治服务”，而是提“文艺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1979年12月，李谷一使用邓丽君式的气声演唱了纪录片《三峡传说》的插曲《乡恋》。该歌曲还采用了探戈的节奏，配器也运用了当时很少使用的架子鼓、电吉他、电子琴等。在此之后，《北京晚报》等就对其唱法和演唱风格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人认为这种对外来流行歌曲的模仿毫无价值，有的人干脆称李谷一是散播靡靡之音的“李丽君”，“使用气声是低级、庸俗、下流的”。因为存在巨大争议，电台、电视台曾停止播放《乡恋》这一歌曲。这种状况直到1983年才得以改变，1983年中央电视台举办的春节联欢晚会以观众点播的方式推出《乡恋》，李谷一才算摘掉了“李丽君”的帽子。

——摘编自曹桦《中国流行歌曲发展的文化轨迹与审美流变》

材料   自1884年阿诺德·汤因比《工业革命演讲集》出版到20世纪70年代之前，学者对工业革命史的研究大体可以分为乐观派和悲观派两个学派。

悲观派的童年时代就生活在工业革命的大潮中，代表人物碧翠丝·韦伯认为， “工业革命时期给人以巨大的、残酷的和倒退的体验，人们为此而生活窘迫，流离失所，身心憔悴，幸福不再。工业革命……被证明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工业革命史学者，感受着战后西方经济的腾飞与福利，得出了“工业革命是现代经济腾飞的起点”这样乐观的结论，认为“工业革命是一场起飞，它直接关系到生产方式变化”。

20世纪70年代，以“缓慢渐进说”为代表的新工业革命史学者对上述两种工业革命的看法持批判态度。代表人物简·德·弗里斯认为，渐进变革的工业革命时代依赖于之前时代的长期准备，应该将1500—1800年作为一个长时段进行分析。工业革命实际上是1500—1800年经济缓慢增长的一部分，这种缓慢增长主要来自劳动时间与劳动量的增加，和所谓“大工业时代”、技术创新、社会变革没什么关系。

——摘自刘翔鹏《试论英国工业革命史研究的新范式》

保护女学生

材料   下图描绘了广州警局告诫市民不得调笑欺侮女学生的情形。该图刊于《时事画报》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第八期。

万花筒 ： 一则冤案与晚清社会

“杨乃武与小白菜”案是清末著名冤案之一，它如万花筒，反映了晚清社会的各个层面的状况。

人物与冤案

杨乃武，浙江余杭乡绅，同治十二年（1873年）乡试中举。生性耿直，不惮忌官威而指责贪官，得罪知县刘锡彤。葛毕氏，绰号“小白菜”，其夫葛某暴病死亡，葛家人以为中毒身亡报官。验尸件作错判为砒霜毒杀所致。知县刘锡彤认定为小白菜所杀，严刑拷问迫其承认与杨乃武通奸谋杀亲夫，杨乃武被屈打成招。杭州知府不顾案件漏洞百出，宁枉勿纵，以通奸杀夫判决两人死刑，将案件上报给浙江按察使。

申冤与重审

杨家不服判决，到杭州知府处喊冤，无人理睬。杨乃武的姐姐杨淑英到北京告状，被都察院截回地方。但此案博得其他京官同情，案卷得以送达军机大臣兼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翁同龢处，经审查后认为该案疑点颇多，便呈递给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下旨，命浙江巡抚重查该案，并遣监察御史调查。浙江巡抚再次把杨乃武屈打成招，并不顾监察御史劝告此案漏洞，坚持维持原判。清廷再派官员重审，官员受贿，仍维持原判，监察御史有异议上奏朝廷，弹劾办案官员。

舆论与真相

杨姐二次进京告状，一些官员上书要求查明真相。《申报》持续刊出小白菜与杨乃武案件的进展始末，揭露二人遭酷刑逼供内幕，其它各报刊也相继报道。民间舆论沸腾，要求查明真相。1876年，朝廷命刑部尚书亲审此案，经刑部件作开棺重新验尸后证实小白菜丈夫因病而死，非中毒身亡，真相大白。

个人与朝局

杨乃武与小白菜无罪出狱，但已伤残满身，杨乃武的功名不得恢复，小白菜出家。该案所涉及的官员，除刘锡彤发配黑龙江充军之外，涉案官员均给予撤职处分，此部分官员大都是“两湖派的将领”，两湖派的势力遭受很大打击。

——摘编自虞佳臻、赵婷婷《从“杨乃武与小白菜”案，透视晚清法律文化》等

有学者指出，晚清社会在“黑暗与进步、秩序与失序、传统与现代的博弈中艰难行进。”

材料

1921年的华盛顿会议上，日本外交代表埴原正直与中国外交代表顾维钧就“中国收回旅顺大连在内的所有租借地的要求”展开了争论，中日双方各就自已对租借地统治权的合理性表达了观点。这一争论很快传回中国国内。

对此，梁启超在一次演讲中强调：“日本人……的用意，不外是要把东三省收作自己囊中物，还借此送一个秋波给英国，叫他去打西藏的主意。我们中华民国现在的疆域，都是多年来从历史上传下来，这些历史事实，都是天下共见，也不必我逐个地方来背履历。但对于日本人眈眈垂涎的东三省，我却要把历史上证据搬出来，请全世界人评一评。”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专门撰文与梁启超争辩，内藤湖南提出：“从来中国人的地志记载中交聘国与朝贡国、朝贡国与真正的领属地之间的区别都不明确，因此历史上被认为是领土的事实，在今天的国际关系和学问上是不可能被认可的……从今天的国际关系上思考，在政治上没有对该地进行统治，在经济上没有对该地进行开发，只是主张名义上的领土权，不仅毫无益处，而且实际上可以说是妨碍世界文明的进步的行动。因此，对于如满洲这样依靠日本的资本和日本人的经济能力而得以开发，而对世界文化做出了贡献的地方，仅仅凭着名义上的领土权，就想无视日本人的特殊利益，世界列国能认可吗？”

——摘编自刘岳兵《近代中日关于东北问题的论争》

材料   宋代的城隍信仰

城隍，本义为守御城池、保障治安的城市守护神。在宋代，城隍的职掌不再仅仅是守御城池，保障治安，当地的雨旱丰歉、吉凶祸福、冥间诸事，全部归他掌管。……人们不但在城隍庙祈福禳灾，而且齐聚这里从事商品交易和民间聚会等经济、文化活动，城隍庙周围形成了繁华的商业网点；定期举行的城隍庙会，商贾云集，万众交易，极为活跃。另外，城隍庙还为市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娱乐场所，庙内百戏杂陈，庙会期间各类民间艺术竞相献技，这些演出，丰富了市民的精神生活，形成了所谓的城隍庙文化。……宋代城隍还开始由神向人转变，各个府州县的城隍多是与当地有关的历史名人或一些有德于民的地方官。另外，宋代城隍祭祀被纳入国家祀典。总之，在宋代，城隍信仰广泛盛行。

——程民生《神人同居、祠满天下从祠神来解读宋代社会》

中国对世界历史的书写可以追溯到《史记》，但直到近代，中国才出现“世界史”一词。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史书写视角经历变化的过程。

——摘编自徐蓝《20世纪以来世界历史观念的发展与中国的世界史教学》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