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公元前18世纪起，北方游牧民族对亚欧农业带曾进行过三次较大规模的入侵。游牧民族对农耕世界的冲击，在历史学中常常被称为“蛮族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首先，游牧民族侵入农耕世界后，多多少少把游牧民族的文化和技术传给了农耕民族。其次，农耕民族在文明程度上高于游牧民族，但相较之下又过于文静柔弱、缺乏活力，为了抵御游牧民族的不断侵袭，许多农耕民族不得不对自己的政治、经济和军事体制进行改革甚至借鉴入侵的游牧民族的某些技艺，从而使自己更加强大起来。最后，文化的力量比武器的力量大千百倍，游牧民族对文明民族的武力征服最终会被文明民族的文化所征服。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
(1)以具体史实，说明“蛮族入侵在某种意义上也是一种文化交流的形式”。(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影响文明交流演进的主要因素。
材料—“文皇帝迁都金台，天下万世之大势也。盖天下财赋出于东南，而金陵为其会；戎马盛于西北，而金台为其枢。并建两京，所以宅中图治，足食足兵，据形势之要，而为四方之极者也。用东南之财赋，统西北之戎马，无敌于天下矣。”
——摘编自（明）丘溶著《大学衍义补》卷八五《都邑之建》
材料二
中国明朝外交使节将“共享太平之福”的和平秩序理念传播到海外，得到了东亚以及印度洋沿岸各国的赞同和响应，各国的利益融合在一起，形成了新型的国际体系。
——摘编自万明《15世纪印度洋国际体系的建构——以明代“下西洋”亲历者记述为线索》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两京并建”在国家治理上的优势。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郑和下西洋的影响。
材料一 明朝建立时面对的是一个多元的世界,大规模的国际性联系还未建立。15世纪郑和的远洋探险,没有给世界留下中国有潜在性的、挑战性的印象。16 世纪区域经济的不平衡性繁荣使明王朝在周期性规律的支配下逐渐失去行政有效性。17 世纪时,西方传教士的到来并未使精英群体认识西方文明崛起的国际竞争含义,自然灾害、战争、改朝换代吸引了主要注意力。18 世纪,清王朝的建立完成了中华文明地理空间与行政版图的重合,这一成就强化了统治者的安全感,却也进一步加剧了对外部世界的忽略。经济的繁荣增强了这种心理倾向,与西方的局部接触也就此中断。19 世纪中期,当中国与西方直接接触时,被动挨打的局面已是历史的必然了。
——摘编自赵轶峰《“大分流”还是“大合流”:明清时期历史趋势的文明史观》
材料二 “东西大分流”是指,东方与西方在很长时间里没有什么差别,但后来西方逐渐崛起(被称为“欧洲奇迹”),然后称霸世界,而东方却一蹶不振。在具体分析西方是如何从危机中走出来之前,要先明确现代西方成长的三条基本线索,建立起西方近五百年走向的基本框架:第一条线索是国家崛起,基本政治框架的重塑;第二条线索是社会崛起,新的二元结构形成;第三条线索是市场崛起,资本主义飞速成长。这三条线索不是齐头并进的,它们有时合作、有时撕扯,相互缠绕、相互塑造,每条线索都存在几种不同的细分模式。顺着这个思路可以推测出,现代化的实现路径其实有很多种。
——摘编自李筠《西方史纲:文明纵横 3000 年》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清时期的历史特征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欧洲奇迹”产生的原因。
2021年12月14日，国家文物局在北京召开了线上会议，公布了关于“汉文帝霸陵位置”的重大考古发现。
材料一 治霸陵（汉文帝）皆以瓦器，不得以金银铜锡为饰，不治坟，欲为省，毋烦民。
——《史记·孝文帝本纪》
高祖薄姬，文帝母也。……孝景前二年崩，葬南陵，……近文帝。孝文窦皇后，景帝母也。……元光六年崩，合葬霸陵。
——《汉书·外戚传》
(1)历史上，古代皇帝有年号、谥号、庙号等称谓，材料一中的文帝、高祖、元光分别对应的是哪一个？（在答题卷上涂选）
①年号 A文帝
②谥号 B高祖
③庙号 C元光
(2)从材料一和地图来看，霸陵的修建体现了中国哪些传统文化？（不定项选择）
A.民本思想 B.恪守礼制 C.推崇孝道 D.天人合一
材料二 东汉应劭为《汉书·文帝纪》作注时，因汉文帝曾说“以北山石为椁”，就作了霸陵“因山为藏，不复起坟”的注释。元代骆天骥《类编长安志》记载：文帝霸陵在京兆通化门东四十里白鹿原北凤凰嘴下。由于凤凰嘴的整个山形很像帝陵封土，在地势加持下，明清多位君主来凤凰嘴纪念汉文帝，并在山前立满碑石：“康熙二十七年御制碑”、“雍正元年祭祀碑”等。20世纪上半叶，多名中外学者先后到凤凰嘴考察，都认为凤凰嘴就是霸陵。
(3)依据材料二，说明后人认为凤凰嘴就是霸陵的原因有哪些？
材料三 2017年开始，考古人员对距离凤凰嘴两公里处的江村大墓外藏坑进行了发掘，发现了大量线索。
| 发现一 | 江村大墓是一座有四条墓道的特大“亚”字形竖穴木椁墓，地面没有封土，在外藏坑里发现了大量陶俑、陶器等。 |
| 发现二 | 外藏坑出土了几枚直径不到 1 厘米的印章，分别刻有“中司空印”“车府”等 字样，是明器官印的象征，具有官署机构的性质，相当于 100 多个官署机构围绕墓葬分布。 |
| 发现三 | 窦皇后陵位位于江村大墓东北，墓葬也是呈“亚”字形竖穴扩木椁墓，一条东 西长约 1200 米左右，南北宽 860 米左右一圈的夯土围墙，把江村大墓和窦皇后陵合围在一个大陵园内。江村大墓西南约 3 公里处是薄太后南陵。 |
材料一 1492年开辟新航路之时，就是中国对白银的需求上升的时候。16世纪中期，西班牙人在西属美洲发现了两座大银矿，分别位于秘鲁的波托西和墨西哥的萨卡特卡斯。西班牙人开采的白银主要运往两个地方，一个是西班牙，另一个是现在的菲律宾吕宋岛。白银运回西班牙，工业更发达的英国和荷兰等国把工业品卖给西班牙换回白银，之后这些白银又跟着印度洋航线被运往马六甲、菲律宾，后来葡萄牙甚至直接把白银运到了澳门。而吕宋（岛）则由于中国商人的帆船贸易，成为大量向中国输出白银的重要口岸。这两种贸易线路，我们现在叫作环南海的地区形成了世界上最大的白银聚集地。很多研究著作指出，当时世界上一半的白银都流入了中国。
——引自刘志伟《白银与明代国家转型》
材料二 中国在商业经济的扩张中似乎对白银有一种无限的渴求。白银由明初的不合法状态，到了晚明成为合法的货币。尽管白银的货币化并没有出现在明初的皇帝的诏令中，然而它却通过一个“过程”从无到有，即官方接受了白银并使之货币化。大量白银流入中国照理会引起通货膨胀，但实际上却没有出现这种情况。这就意味着，中国经济有能力吸收更多的白银，扩大手工业者和农民的就业和生产。
——据王国斌《白银资本·序二》等整理
材料三 《明史·食货志》高度概括了正统初年以后的白银货币化过程，但赋税的折银并不始自正统。而赋税的货币化，也并不始自正统初国家法令向全国的推行。考诸历史事实，大规模的货币化是在成、弘以后在全国展开的，白银货币化极大地扩展，迅速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政府赋役征收的货币化，而这更促使白银货币化加速进行，推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货币化。根据白银货币化过程的分析，可以认为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
——摘自万明《明代白银货币化与制度变迁》
(1)全球海路的开辟大大提升了海路在世界贸易中的重要性，根据材料一，指出与传统的印度洋贸易齐头并进的两大新兴海路贸易的名称。结合所学，写出“1492开辟新航路”的航海家并列举“环南海地区”向中国输出白银的重要港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概述明朝货币体制的演进历程。分析白银货币化与商品经济的关系。
(3)指出正统年间“赋税折银”的表现。综合本题线索，试以一条鞭法的背景和内容为例，论证“明代一条鞭法的实行，既是白银货币化完成的标志，又是白银货币化的一个结果”这一观点。
材料
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的代表观点 | 基本主张 |
| “三次革命高潮说” | 1954年胡绳在《中国近代史的分期问题》中，主张以阶级斗争的表现作为划分时期的标志，提出把近代史划分为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义和团运动和辛亥革命三大革命运动高潮，三次革命高潮构成中国近代历史演进的基本线索。 |
| “新陈代谢论” | 陈旭麓在《关于中国近代史线索的思考》中，把1840-1949年110年的历史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来考察，建构了其以“新陈代谢”为旨趣的近代史新架构，认为近代中国社会始终处于大变革的过程，一个又一个变革的浪头表现为急剧的新陈代谢，螺旋地推进，中国近代社会新陈代谢的本质是一步步有限地推向近代化，即推封建主义之陈，行民主主义（资本主义）之新。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近代史基本线索问题”的研究进行评述。（要求：表述成文、观点明确、论证充分、逻辑清晰）
对于先秦“德”观念的发展可以大致看出这样一个线索∶在原始时代后期起，“德”意即由天和先祖所赐而“得”；后人传周文王的美德，除膺受天命外，还指文王采取的一系列惠保小民、勤政节俭、与民同乐、孝敬、恭祭先祖的政策与措施，最终得以使“小邦周”战胜“大邦殷”，“修建明德，以藩屏周”“周之制度典礼乃道德之器械”；直到孟子提出“四端”之说，人所拥有的恻隐之心、羞恶之心、辞让之心、是非之心使个体成为责任的担负者，不再是由神灵，也不再是宗族之类的集体完成。中国古代思想中“德”的观念从天命层面、制度层面深入到内心，没有走向如同基督教、佛教那样通过偶像膜拜方式表现出信仰，而主要是关注人的自身能力的认识与开发，寻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和谐与平衡。在“德”由迷惑到明确的过程中，人们可以深切地感觉到古代人类精神觉醒的前进步伐。
——晁福林《先秦时期“德”观念的起源及其发展》
（1）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对先秦时期“德”观念的发展进行解读。
《新民说》是梁启超在20世纪初用“中国之新民”的笔名、发表在《新民丛报》上的二十篇政论文章。梁启超申明“本报取《大学》新民之意（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以为欲维新吾国，当维新吾民”。
今日欲抵挡列强之民族帝国主义，以挽浩劫而拯生灵，惟有我行我民族主义之一策。而欲实行民族主义于中国，舍新民未由；新之义有二∶一曰淬厉其所本有而新之，二曰采补其所本无而新之。二者缺一，时乃无功；凡一国之能立于世界，必有其国民独具之特质。上自道德法律，下至风俗习惯、文学美术，皆有一种独立之精神，祖父传之，子孙继之，然后群乃结，国乃成。斯实民族主义之根柢源泉也。我同胞能数千年立国于亚洲大陆，必其所具特质有宏大、高尚、完美，厘然异于群族者，吾人当保存之而勿失坠也；故吾所谓新民者，必非如心醉西风者流，蔑弃吾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以求伍于他人；亦非如墨守故纸者流，谓仅抱此数千年之道德、学术、风俗，遂足以立于大地也。
（2）梁启超认为“新民”应具有哪些品质。
新中国成立以来高度重视对外文化交流。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的生存理念，天下为公、大同世界的价值追求，求同存异、讲信修睦的和谐心态，亲仁善邻、协和万邦的处世之道，同舟共济、独木不成林的合作思想，仁者爱人、以德立人的人格品行，为中国外交奠定了文化基石。“文化外交”中有着国家整体对外战略思想和中华传统文化思想的传承，更有战略、政策和实践的创新。有学者将70年的外交历程划分为“文化先行、外交殿后”“全面开放、全面参与”“提质升级、合作共赢”三个历史阶段，目前正处于大有可为的历史机遇期。
（3）结合材料，在上述三个阶段中各选取恰当一例，说明中华文明之精髓在中国外交实践中是怎样得到创新性运用的。
——摘编自张群玲《以图示史看图论史》
根据隋唐经济制度线索图示，任意选取一个合理的角度提取观点，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述。
材料一 古代中国是专制君主制国家，国王或皇帝是国家的代称，王（皇）权至高无上。国王或皇帝握有最高立法权，法自君出。皇帝发布的“敕”“令”“诏”“谕”，凌驾于法律之上，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可以废除或修改现行的法律。国王或皇帝也握有最高司法权，是全国最大的审判官，狱由君断。中央司法机关听命于专制王权，不能独立审判。另外，行政和司法不分，由行政长官兼任司法官，并须对国王或皇帝负责。
古代中国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民事法律关系不发达，没有产生独立的成文的民法典。历代的成文法典以刑法典为主体，兼有民法、行政法、经济法、诉讼法等方面的内容，形成以刑法为主、诸法合体的成文法结构形式。
西汉中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以后，儒学成为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长期占据统治地位。儒家学说成为封建立法的指南和司法审判的依据。所谓“礼法结合”“德主刑辅”“以礼率法”等等，使中国古代法制和中华法系，具有浓厚的伦理道德色彩，大量的道德规范被直接纳入法典，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执行。“三纲五常”“忠孝节义”，直接成为定罪量刑的基本准则。这些都与欧洲中世纪教会法、阿拉伯法系以《古兰经》为主要法典的传统迥然不同。
材料二 中国古代法制史的发展线索是很清晰的。李悝的《法经》集春秋战国各诸侯国立法之大成，为封建成文法的始祖。秦律以《法经》为蓝本，改法为律，篇章、内容都有增减。汉律仍以《法经》为基础，吸取秦律成果编纂而成。唐律直接承继隋朝《开皇律》，它上集秦、汉、三国、魏、晋、南北朝，下垂五代、两宋、辽、金、元、明、清，以中华法系的典型代表名扬海外，影响扩及日本、朝鲜和越南等国。
——以上材料摘引自李用兵著《中国古代法制史话》
(1)根据材料一，概括古代中国法制的主要特征。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华法系的地位和影响。
材料一 1755年卢梭发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并完成《政治经济学》，由于同狄德罗在宗教等观点上的不同，1758年卢梭与百科全书派决裂。1761年发表《新哀洛绮丝》，这部小说猛烈地冲击封建专制制度，给卢梭带来了巨大声誉。1762年《社会契约论》和《爱弥儿》相继出版，更激起了新旧教会的极大愤怒和政府当局的谴责，卢梭宣布放弃日内瓦的公民身份，晚年在法国去世。
——摘编自齐世荣《人类文明的演进》
材料二 卢梭无疑是对近代中国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政治家思想家之一。20世纪初，以“中国革命的象征性符号”和“契约论思想家”这样两种形象为线索，出现了“自由与公民”、“公意”等大量专题文章：既有晚清时期严复与章士钊的笔战，也有民国以来张奚若、张翰书、朱坚章这样一些著名政治学家对卢梭的精微阐释，更有王元化、朱学勤、崔之元等当代著名学者的交锋与反思，以及学界青年才俊的最新研究成果。这些文章完整地再现了卢校这位伟大的启蒙政治思想家对中国思想界的巨大影响，勾勒了中国卢梭研究的基本轨迹。
——摘编自袁贺、谈火生《百年卢梭：卢梭在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卢梭的主要观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进中国人如何以卢梭思想为武器开展救亡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