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洪亮吉（1746—1809），今江苏常州人，诗人、学者，精通考据学、经学、史学、舆地学和人口学等。他反对信天命、讲鬼神，提出为学要“推本述原，实事求是”。他认为，天地万物是客观存在，万物自生自灭，既不以人欲而存，也不以人欲而灭。乾嘉时期，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频繁，洪亮吉不甘沉默，倡言变革。1799年，他提出改革地方和中央的行政制度，改革官吏选拔和考试办法，打击贪官污吏，但他的建议不仅没被采纳，反被革职流放新疆。他不怕打击，写了不少文章探讨解决危机的办法。他认为农民起义是腐朽的官吏逼出来的。他揭露当时“田与屋之数，常处其不足；而户与口之数，常处其有余”，且地方官绅又肆意兼并，“一人而据百人之屋，一户而占百户之田”。面对人口暴增带来的社会问题，他建议开垦荒地，减轻赋税，抑制兼并，禁止浮靡，推广社会救济。洪亮吉的言论反映了客观实际，具有经世致用的典型性。
——摘编自李喜所《鸦片战争前的今文经学与经世致用思潮》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产生的原因。并概括指出洪亮吉经世致用思想的内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洪亮吉的经世致用思想。
材料一 唐初君臣非常注重总结隋朝短命而亡的历史教训，“以隋为鉴，安宁国人”。唐高祖李渊主张礼教与刑罚并用，《唐律疏议》序中有“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一语。唐太宗主张“国家法令，维须简约，不可一罪作数种条”，他还“常问法官刑罚轻重，每称法网宽于往代，仍恐主狱之司，利在杀人，危人自达，以钓声价”。唐太宗认为“法令不可数变，数变则烦”“数变法者，实不益道理”。魏征总结道：“贞观之初，志存公道。人有所犯，一一于法。”
材料二 唐初基本形成了以律、令、格、式为主体的法律体系，中唐以后再也没有进行过大的立法活动，以因循旧法为主，但随着政治生态每况愈下，奸吏选出，法纪逐渐败坏。白居易以《论刑法之弊》上书皇帝阐明主张，他感叹道：“虽有贞观之法，苟无贞观之吏，欲其刑善，无乃难乎?”白居易认为“盖刑者，君子行之，则诚信而简易，简易则人安；小人习之，则诈伪而滋彰，滋彰则俗弊。此所以刑一而用二，法同而理殊者也”，他还建议皇帝“高其科重其吏”。
——摘编自顾钩《白居易的“法治”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初立法的指导思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白居易的法律思想。
材料 1906年《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指出，革命就是要“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驱除鞑虏之后，光复我民族的国家，敢有为石敬瑭、吴三桂之所为者，天下其击之”。这一方略出台后引起了重要反响。
1907年初，杨度在《中国新报》上连载了《金铁主义说》一文。他认为“其所谓民族者，亦为广义上之文化民族，而非狭义之血统民族”。杨度认为满族由于接受汉文化，早已成为“中华民族”的一部分。他主张建立君主立宪国家，强调“中国之在今日世界，汉、满、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汉、满、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其一种，一有变动，则国亡矣”。
同年8月，章太炎在《民报》第15号上发表《中华民国解》文，旨在反驳杨度的《金铁主义说》。他认为；“文化相同自同一血统而起，于此复有殊族之民受我抚治，乃得转移而翁受之；若两血统立于对峙之地者，虽欲同化莫由……满洲之同化，非以受我抚治而得之，乃以陵轹颠覆我而得之，二者之不可相比。”章太炎进一步指出清朝统治者“当退黜与夷狄等耳”。
1906年末，宪政考察大臣端方在出洋归国后向清廷上《请平满汉畛域密折》，其中谈到了革命党人：“一二不逞之徒，竟敢乘此时机，造为满汉异族权利不均之说……此种族革命之说，所以得乘间而入也。”端方建议清政府“请降明诏，举行满汉一家之实，以定民志而固国本。”此后，清廷吸取端方、李鸿章、袁世凯、张之洞等人的建议，在前期放开满汉通婚的基础上改革官制，取消各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制度，原仅用八旗的职位也可用汉人。但在裁撤驻防（京）八旗的问题上，清廷内部产生了争议，最终决定逐步裁撤京外驻防八旗，取消旗人特权，但保留驻京八旗。但在取消部郎官等满汉分设后，各部尚书中仍是满人居多，京外驻防八旗的裁撤也进度缓慢。
——摘编自郑大华《论清末革命派和立宪派在“民族建国”理论上的分歧与争论》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拟订后所引发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汉武帝时正式形成察举制。当时由皇帝向全国颁布诏令，责成中央和地方的高级官员查访其所辖的基层官吏及百姓，按不同的科目标准选出优秀人才向朝廷推荐。东汉末年，曹操提出“唯才是举”的思想，后曹丕采纳吏部尚书陈群的建议“立九品官人之法”。察举制和九品中正制下，获得举荐机会的大多是官僚地主和豪门子弟，且察举制的选举对象完全是被动的。隋朝时，科举制出台。科举考试都是以皇帝的名义举行，主考官由皇帝指定，取舍决定权在中央和皇帝。只要不属于朝廷禁止入仕的戴罪之人和数量有限的贱民，都可自愿报考。与察举制把道德、品行和才能作为授予官职高低的依据不同，科举制“一切以程文为去留”或谓“以文取人”，人的主观因素越来越淡化。
——摘编自张会霞《我国古代官员选任制度的演进评析》
材料二 19世纪的英国实行政党分肥制，任命官员取决于个人好恶、拉关系讲门第，卖官鬻爵、贪污腐败、政治丑闻屡见不鲜。19世纪中叶，工业革命带来英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也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更多新的要求。这期间，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平等思想的不断发展，边沁提出了功利主义，论述了政府应为最大多数人谋幸福创造平等机会。而斯坦顿父子分别在《一个驻中国大使权威记录》和《关于中国的杂记》、古次纳夫在《开发的中国》中对中国政府官吏选拔的种种描叙在英国产生广泛的影响。1870年，格莱斯顿颁布第二个关于录用文官的枢密院命令，英国文官制度最终确立。
——摘编自鲍红信《英国近代文官制度的建立》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科举制与察举制、九品中正制相比所具有的主要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英国文官考试制度确立的背景。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中国古代和近代西方官员选拔制度对当今中国公务员制度建设的启示。
材料一：
时间 | 影响较大的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五月（1043年） | 王伦领导的沂州（今山东）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八月（1043年） | 张海、郭邈山等领导的京西路、陕南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三年十月（1043年） | 邵兴领导京西路光化军和农民起义 |
仁宗庆历七年十一月（1047年） | 王则领导河北东路贝州士兵和农民起义 |
——摘编自赵继颜《北宋仁宗时期的农民起义》
材料二 在王安石变法实施初期，苏轼就指出，骤行新法“其进锐者其退速”，欲速则不达，因此需要徐徐图之。再次，派遣专使推行新法，“事少而员多”，增加了冗员和冗费，“人轻而权重”，更是容易滋生弊端。苏轼经过长期实地考察，于元祐元年（1086年），写了《乞不给散青苗钱斛状》。他在奏状中说：“熙宁以来，行青苗、免役二法，至今二十余年，法日益弊，刑日益烦，盗日益炽，田日益贱，谷帛日益轻，细数其害，有不可胜言者。”因此，他建议朝廷“所有已请过钱斛，候丰熟日，分作五年十料（即十批、十次）随二税送纳。或乞圣慈念其累岁出息已多，自第四等以下人户，并与放免”。即是说，废除《青苗法》后，农民所欠官府的钱粮，允许分期分批归还，四等以下的贫困户应该全免。
——改编自莹光《苏轼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
(1)根据材料一，指出北宋中期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苏轼对王安石变法的看法。
材料一：商以懋迁（贸易）有无，平物价，济急需；有益于民，有利于国，与士农工互相表里。士无商则格致之学不宏，农无商则种植之类不广，工无商则制造之物不能销。是商贾具生财之大道，而握四民之纲领也。商之义大矣哉！
——1894年郑观应《盛世危言》
材料二：夫富国之法有六：曰钞法，曰铁路，曰机器轮舟，曰开矿，曰铸银，曰邮政。
行此六者，国不患贫矣；然百姓匮乏，国无以为富也。中国生齿，自道光时已四万万，今经数十年休养生息，不止此数。而工商不兴，生计困蹙，或散之他国为人奴隶，或啸聚草泽蠹害乡邑，虽无外患，内忧已亟。夫国以民为本，不思养之，是自拔其本也。
——康有为《公车上书》
夫今已入工业之世界矣，已为日新尚智之宇宙矣，而吾国尚以其农国守旧愚民之治与之竞，不亦俱乎？……去愚尚智．弃守旧，尚日新，定为工国。
——1898年康有为《请励工艺奖创新折》
联系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二中康有为的“富国”之法。
材料一人民认同国家，是因为中华民族正在经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转变，这种转变“根植于对荣耀过去的颂扬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人民”这一政治话语相比“民主”“法治”“群众”而言增长趋势更明显。在党代会报告文本中，有“全国各族人民”“带领人民”“造福人民”“人民当家作主”等。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保障人民享有更多更切实的民主权利”“使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
—摘编自殷冬水、范京京《“人民”话语与国家认同—当代中国国家认同话语建构的政治学分析》
材料二亨廷顿的《我们是谁?》(2004年发表)，通过考察“国家认同危机”的现实，揭示出因移民问题导致的“次国家认同”和“跨国认同”与国家安全的相关性。正如该书扉页强调：美国面临着自身安全的空前挑战，重新估价“之所以使我们成为美国人”的核心价值极为重要，因为没有什么比我们的“国家认同”对国家安全来说更为重要的了。在他看来，宗教虽是国家认同的最主要因素，重建宗教信仰对建立美国认同至关重要，但这还不足以确保国家安全，况且“仅靠信念无法立国”“美国面临易受外来攻击的新局面”，为此他把关注的侧重点转向了在国际上“寻找敌人”。
—摘编自余潇枫《“认同危机”与国家安全—评亨廷顿〈我们是谁?〉》
(1)指出材料一、二论述“国家认同”的不同角度，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家认同”增强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亨廷顿解决“国家认同”危机的方案。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国家认同”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1915年以来，因抗议日本侵华，各地抵制日货运动此起彼伏，国内火柴的销路十分畅通，1919~1920年，全国各地新开设了31家火柴工厂，其中1920年开设的火柴工厂就有23家，这一年是民族火柴工业发展最快的一年。但是，即使在民族工业发展较为顺利的一战期间，我国曾生产过3500吨级船舶的最大的机器厂——上海求新机器厂的遭遇也令人唏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钢铁价格猛涨，而且有市无货，上海求新机器厂亏损不堪，于1918年已积欠法商东方汇理银行债款达一百万两银子，于1919年最终被法国资本吞并。另一个例子是中国铁工厂。
——摘编自王方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稿》
材料二 有学者说：“（民族工业）这种繁荣景象的暂时出现及其迅速消失，充分表现了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是阻碍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根本因素。”一战期间，日本利用有利时机，大肆扩大在华势力。同时，欧美列强虽然忙于战争，但仍然通过直接或间接投资来控制整个中国的工业。到1919年，外国资本仍然控制着中国近60%的织布机和75.6%的机械采煤。英、日、美三国，成了侵略中国的最主要国家。
——摘编自李迎超、梅倩《一战后民族工业短暂兴盛原因的再分析》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状况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这一时期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
材料 广告是社会生活的一面镜子，是生活嬗变的记录者，征婚广告的出现折射出近代中国社会变迁的艰难足迹。
1902年6月26日《大公报》上刊登乐于奉献的中国历史上第征婚广告。发布这则广告的男士并未提供自己的信息，只提出了对所求女士的要求：“一要天足（未缠足》；二要通晓中西门径；三聘娶仪节悉照文明通例，尽除中国旧有之陋俗，如有能合以上诸格及自愿出嫁，又有完全自主权者，毋论满汉新旧、贫富贵贱、长幼妍媸均可。请即邮寄，亲笔覆函，若在外部能附寄玉照更妙。”
从1922年到1936年在《大公报》刊登的征婚广告中，男士征婚者有56人，明显占优势。在自我描述信息中，有学历者占多数，其中有中学1人，大学15人，硕士1人，留学生8人，共25人，45%；女士征婚者提及自己的学历的，中学学历7人，师范7人，大学2人。
征婚广告中大多反叛婚姻观的传统束缚，大多数都提到了要求女子"不缠足"。征婚者大多对别的学历提出了要求，72个征婚男士中有43人对女方的学历提出了要求，其他的也强调要能“亲自书写信函"。女性征婚者中基本都提出了中学以上的学历要求。
男士征婚广告中多强调自己“月薪百五十元”"有相当地位”“有相当职业"等内容，而女士征婚中则多要求对方"月供五十元生活费""有高尚职业""月新二百上下”。
——摘编自孙会《《大公报〉的征婚广告与近代社会变迁》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大公报》征婚广告所反映的历史现象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公元前87年，汉武帝病逝，命霍光、桑弘羊等人辅佐幼主昭帝。前81年，霍光召集全国各地选出的贤良文学人士进京商议罢黜盐、铁、酒等专营政策，盐铁会议召开。
讨论之中，贤良文学诸人属于儒家立场，御史大夫桑弘羊是法家立场。据桓宽《盐铁论》所录，儒生是绝对的反战主义者，他们认为汉武帝在位时期，一切以对外作战为第一，不惜用以次充好、强买强卖，哄抬物价种种办法筹款，致使人民的生活非常痛苦，再加上为丁稳定，不惜采用恐怖手段维系统治，更使人民吃不消。连年征战，民穷财尽，民怨沸腾，因而绝不能再走与民争利的法家路线。桑弘羊主持朝廷财经事务长达30余年之久，坚决捍卫汉武帝的内外政策，他认为兴盐铁，酒榷、置均输平准，扩大了财源，是抗击匈奴、消除边患的经费来源，而且这些政策便于抑制豪强大家，可济民救灾，有益于农民。
盐铁讨论的结果，据《盐铁论》载为“请且罢郡国榷酤（酒政）、关内铁官”。会议虽未能完全依照贤良文学的建议，但他们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成功。桑弘羊在政治上受到一定的挫折，霍光借助民间代表人士的辩论，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舆论支持。经济上官营政策有了一定收缩，这场会议中的贤良文学人士普遍得到了重用。
——据劳榦《秦汉简史》等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盐铁会议双方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