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面对鸦片战争后产生的国家总体性危机，“政党—国家”的方式成为中国克服低组织化状态的最佳选择。1912年3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颁布的具有宪法性质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民国初期，在学习西方政体的热潮熏染和中国政局的催生下，涌现出大量新生党派和团体，它们为实现政党政治进行了一系列政治实践活动。各新生党派和团体都欲以自己的政治主张为旧中国指明出路，中国的政党政治进入一段空前活跃而繁杂的时期。
——摘编自谢萌《民国初期资产阶级政党政治实践评析》等
材料二 君主专制体系终结之后，中国真正进入现代共和国家建构时代，先后探索尝试了大致两种不同的政党制度形态。其一是多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多党竞争的政治组织模式不适合中国国情而退出历史舞台。其二是一党制政党制度形态，在学习模仿多党制未取得预期成效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志士仁人将目光转向新出现的政党制度形态，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强有力的革命党和革命党领导下的军事力量，试图实行党政军合一的政治体制。孙中山去世之后，蒋介石及其领导的国民党迅速变质，实行一党制的独裁制度。近代中国的总体性危机催生的现代国家建构需求、多党制和一党制的失败，共同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在中国历史中出场的历史背景。
——摘编自张伟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制度的生成逻辑与实践机理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民国初期中国政党政治出现活跃局面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近代两种不同政党制度形态的影响。
材料一 中晚唐时期，韩愈借鉴佛教新禅宗道统，参照《孟子》卒章之说，建构儒家“道统”理论。韩愈在孟荀评价问题上：凡涉及“道统”建构方面的，标榜孟子而贬黜荀子；而在此外的文本言说中，则大致遵循“孟荀齐号”的成说。韩愈认为，只有当封建统治阶层尤其是皇帝真正回到儒家所建立的正统秩序中，才能实现国家中兴。“道统”是手段，而不是目的本身。从“道统”的建构方式和过程来看，韩愈以孟子“传道”说为形式依据，以孟子“距杨墨”为关键内容，然而除此之外，甚少涉及孟学其他领域。譬如孟子的“性善”说，韩愈对其似乎无动于衷。
——摘编自张明《韩愈“道统”建构与荀孟地位变迁——中晚唐儒学之变革及结局》
材料二 乾嘉新义理学承清初以降反理学的“黎明运动”，具有一套迥异于宋明理学的意义系统，而与荀学构成意义上的共契。首先，乾嘉新义理学力倡“达情遂欲”说，而荀子的自然人性论思想正与此相契合。其次，荀子的重礼思想则启导了乾嘉新义理学“以礼代理”说的创生。最后，乾嘉学人既持“以礼代理”说，则重学尚知的荀学必为其所崇，因为作为外制度和规范的礼需由“学”方可获致，而与主内在“反求本心”的孟学不相契接。明清易代，经史之学取代心性之学蔚然兴盛，荀子以传经之功获得道统合法性，乾嘉学人遂以荀学为奥援渐次建构起义理体系，这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宋明理学的价值体系。
——摘编自孔定芳、高季红《荀学与乾嘉新义理学的建构》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韩愈与乾嘉学人在对待先秦儒学上的异同。(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乾嘉新义理学的主张。
材料 《新唐书·孝友》记载了一则案例：初唐武后统治之时，同州下部（今陕西渭南）人徐元庆为报杀父之仇手刃原县尉赵师韫，并于案发后主动归罪。此案判决引起了近百年的争议。
武则天以女性身份掌权，引起朝野诸多非议，她本想遵循先例，贯彻儒家“父之仇弗与之共戴天"的信条赦免复仇者，以博得仁义之名。但八品的左拾遗陈子昂却作《复仇议状》一文，他认为，法律是“圣人作始，必图其终，非一朝一夕之故，所以全其政也”，主张不应以礼屈法，提出先诛后旌的处理方法；即“置之以刑，然后旌其闾墓”。武后考虑之后采纳，并奉为经典供后世参照。
百年之后，柳宗元重提此案。柳宗元时任礼部员外郎，积极支持“永贞革新”。他作《驳复仇议》批判陈之建议，认为“既诛且旌”乃“渎刑坏礼”，应遵循圣人之制，“穷理以定赏罚，本情以正褒贬”。他认为礼法本不存在冲突，目的都是为了防乱。因此，表彰与处死同施于一人，将导致滥用刑法或破坏礼制，不利于警示后人谨慎行事。他建议对复仇案件要区分论罪用刑：若复仇合乎“礼”，即父为官吏误杀，复仇当被奖励；如其父确实当诛，复仇便是“仇天子之法”“悖骜而凌上”。
与柳同一时代的韩愈也加入了论战，为此写了《复仇状》一文。他认为，臣下无权决断复仇案，应当从古制，直接上呈尚书省，由集体讨论出具意见，最后由皇帝定谳。
——改编自沈玮玮、曾潞明《唐人徐元庆复仇案的百年论争：陈韩柳之别》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徐元庆案”引发的陈、韩、柳的争议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一 韩非认为给“小过者”施以重刑，就会使人小过不犯，重罪更可以避免，最终达到“无罪而乱不生”的境界。他又说：“然则去微奸之奈何？其务令之相规其情者也。则使相窥奈何？曰：盖里相坐而已。”他坚持“必罚明威”的杀无赦观点，“吾能治矣！使吾法之无赦，犹入涧之必死也，则人莫之敢犯也，何为不治？”
——摘编自谷方《韩非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唐律疏议》规定，贵族犯罪，分别得以议、请、减、赎和官当；如犯谋反大逆罪，则因家庭关系，按亲疏分别“缘坐”；如家属或亲属间一般犯罪，可“同居相为隐”；如夫“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而妻殴夫，要徒一年；如“主人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而部曲、奴婢过失杀主，处绞刑；等等。
——据冯红《唐代刑法原则考论——以<唐律疏议>为中心》等整理
材料三 民法典是一部非常接地气的法典。从未出生胎儿的权利到不同年龄段公民的民事行为能力，从公民乘车出行到房屋出租买卖，从结婚离婚到家庭关系和遗产继承，它涵盖各个方面。民法典的许多内容体现出对社会发展新需要、人民权利发展新需求的积极回应。它摈弃了历史上资产阶级民法典重物不重人或者见物不见人的缺点，把对公民享有的人格尊严的权利，全面纳入民法典的调整和保护范围。
——据刘丹《民法典：充分彰显中国特色与时代精神》等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述韩非重刑的思想，结合所学分析其提出上述思想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唐律疏议》的立法特色及其历史地位，分析其立法特色形成的原因。
(3)阅读材料三并结合所学，评析“民法典”的特色。
材料一 传统儒学中以“克已复礼”思想为代表的礼制思想对于协调社会关系、维持封建政权稳定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北洋军阀深谙传统儒学的作用，因此，在北洋军阀统治期间出现了一系列的“尊孔复古”逆潮。如：1913年袁世凯下令尊孔；1917年张勋拥溥仪复辟，理由是维护儒家的纲纪；黎元洪在1922年复任总统时发表的通电中指出，中国之所以乱七八糟，正是因为“下放其上……婚媾凶终，师友义绝，翻云覆雨，人道荡然”；1927年张作霖下令定礼制，次年祭孔。北洋军阀集团深受儒家传统文化的影响，他们有意识地利用封建儒家文化，构建起诸如吴佩孚的“内圣为体，外王为用”的治国理念。
——摘编自刘威张泽坤《论传统儒家文化对北洋军阀的影响》
材料二 1986年，当代学者李泽厚在《走向未来》杂志创刊号发表《启蒙与救亡的双重变奏》一文，这是当时对新文化运动所能达到的“最为漂亮”的回答，自此“启蒙与救亡”即成为支配性的阐释范式，延绵至今。
——摘编自吴宝林《如何超越“辉格史”：关于新文化运动的百年评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北洋军阀政府对待传统儒学的态度及其意图。(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对“新文化运动”的看法。
材料一 汉唐社会是“头枕三河（指司马迁所说的河内、河东、河南），面向西北草原”，运行在大陆帝国的封闭轨道上。汉唐时期沟通欧亚大陆的“丝绸之路”尽管驼铃悠扬，商旅不绝，但这并不能改变当时中国的封闭性质——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性质。这种主要为社会上层服务的、以奢侈品和土特产为主的长途贩运型商业，与宋以后兴起的主要为黎民百姓服务的、以日常生活用品（如粮食、布匹、陶瓷、茶叶等）和生产资料（如农具、煤炭、木材、土地等）为主的规模型商业不可同日而语。晚唐以后，经济重心由于向东南方向移动而更加靠近拥有优良海港的沿海地区，为向开放型的商品经济过渡提供了某种历史机遇，加之政府对海外贸易的鼓励，我国社会开始脱离了原先内陆帝国的运行轨道，出现“头枕东南，面向海洋”。
——改编自张全明、李文涛《宋史十二讲》
材料二 明中期时，郑和下西洋之事因前人转述或记载失真、变形，在世人认知中已与史实大相径庭。例如陆容《菽园杂记》对郑和下西洋航行次数、航行年代、随行人员等的描述都与史实有出入。世人对郑和下西洋的认识也多有异议，此时黄省曾广泛涉猎古今文献，尤其是随郑和下西洋人员马欢编写的《瀛涯胜览》等，如实记载了郑和下西洋时南海二十三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如《三佛齐国》生擒陈祖义、满剌加建碑封城、《苏门答剌国》生擒苏干剌等事。这不像同时代其他人因郑和是刑余之人而贬低他，反而称赞郑和是不辱君命、智勇双全的航海英雄。在“论曰”还肯定了明朝“王者无外，怀远以德”、公正平等“一视同仁”以及宽猛相济、恩威并用的对外策略，成为郑和下西洋史实的重要印证与补充，还原了郑和下西洋的原本面貌。
——改编自陈丹丹《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论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唐以后我国从“头枕三河，面向西北草原”转向“头枕东南，面向海洋”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的史学价值。
材料一 自16世纪起，英国步入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在贸易立国思想影响下，商业成为社会经济的核心，商人也从社会的边缘走向中心位置。但总体上看，商人的教育还没有得到社会足够的重视，家庭仍然是施教的主体。对孩子道德品质和文化知识的教育往往凭借宗教书籍和宗教信仰来加以正面灌输。向孩子灌输虔诚的宗教信仰，将宗教精神内化到孩子的感知方式、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中，使他们认同宗教意识并自觉用以指导自己的思想和行为，即以精神上的约束来达到行为上的约束，塑造孩子的自控美德。商界家庭尤其注意培养孩子的簿记习惯和理财意识，一些家庭很早就让孩子尝试着管理账目，以强化对金融脆弱性的感知。
——摘编自王瑞红《近代早期英国商人的家庭教育及时代新质》
材料二 李鸿章家庭教育中大力宣扬“中学”固本，提出“教子以正道，不可不刻苦自立也”主张“求义理经世之学”，以孝悌勤俭为治家之道，训诫后人以“做好人做好官做名将”作为为官之志。他还延聘洋人教师教育李氏子弟学西文，因此成就李经方、李经述和李经迈等人融会中西的知识结构。同时李鸿章认为中国传统的“扶纲常，传圣学，位天地，育万物”的伦理道德为私德可以保留，只是时局变化，仅仅有私德不足以挽救危亡的清政府，还要学习西方五伦中的公德，于邦国于世界为己任。
——摘编自张珍珍《李鸿章家训中家庭教有的延续与更始》
(1)依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早期英国商人重视家庭教育的背景。(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李鸿章的家庭教育思想。
材料 从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开始向近代转型。其中包括社会文化的转变，而观念文化的剧烈变化，始终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等一切领域从古代向现代的转变。实际上，从一定角度讲，观念文化的转变是一切领域转变的根本和关键。
从19世纪60年代的中体西用论，到90年代的优胜劣汰、适者生存的进化论和20世纪初自由、平等、博爱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思想文化；从新文化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理性主义思想文化，到社会主义思潮逐渐在新思潮中脱颖而出，各派思想主张和文化学说的最终目的，都是为寻求中国在国际上的平等地位，争取民族独立，为改造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为中国社会向近代的转型提供思路。
在革命实践中，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新三民主义，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都为中国发展提供了重要的探索方向。而在社会实践中，实业家的“实业救国”和教育家的“教育救国”，也具有广泛的影响。
——摘编自张岂之《中国历史十五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中国近代史知识，从中选择两个主张，进行比较性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明代的文化发展虽有一时的蓬勃气象，竟不能持续，以致在清代反复，“正统”与“权威”相结合，扼杀了中国历史上可能出现的一次“启蒙”。……综观清代文化的演变，上层的文化已走入垂老的阶段，墨守传统，不再有开拓的活力，所能做到的不过踵事增华，修饰细节，遂致繁琐……（但）民间文化的动力始终存在，并不因上层社会的保守与否而存废。不过，当社会秩序开始变动，社会呈现多元化，例如新兴城市中的市民人口增多，民间的动能遂有发挥的机会。
——摘编自许倬云《历史大脉络》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观点中的部分或整体进行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符合逻辑，表述清晰。）材料 1927年，随着北伐军的胜利进军并逼近上海，上海一跃成为中外关注的重点城市，对上海问题的探讨引起了相当的争议。
1927年6月 4 日，在欧洲知识分子中很有影响的报纸英国《曼彻斯特卫报》发表署名为“中国之友”的来稿，认为上海的建设都是外侨的成果（即为有外国国籍的华人），同时为“上海问题”设计了一个解决方案，即仿照波兰港口城市但泽，建立国联监管下的“上海自由市”。认为只有中外合作，才能确保上海的世界性商业和工业领导城市和远东贸易中心的地位。
一位署名吉尔伯特的外侨在《字林西报》上发表文章，提出上海是纯粹的外国人的创造，“在1861年前，这块由中国人的‘上海城’（按，指上海县城）管理之下的地方只有一些破烂的茅草房”，上海的中心区域外滩“原是废弃的不能种植庄稼的土地”。但是这里在几十年间却发生了神奇的变化，原因是“外国人投入的精力、勇气、信念和希望把这里变成了 10 层的高楼，这里的地价是上海城的 100 倍”。 “外国人花了五十多年时间把这块沼泽变成了一座令人赞叹的城市。很清楚的是，他们被限定住在那里，也就是说那里是他们的聚居地，事实也正是这样，没有人管他们。 这座令人赞叹的城市的建成，中国当局并未出过力。”
7月，上海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纳税华人会议主席王晓籁在接受美国记者代表团采访时表示：中国应该完全收回租界司法权，并称“（在上海）公共租界，华人占总人口数的 96% ，所纳市政捐税在55%以上，但是华人在租界市政管理中的地位与权利与此极不相称。统治这座城市的西方人将中国人视为劣等民族”。 此外，华人教育经费很低，只相当于工部局乐队每年的经费。上海租界华人的不平等地位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
——摘编自《1927—1931年：围绕上海租界出路的争议》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上海开发中华人的贡献问题所引发的争论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