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为了改变沙俄时代科技落后的局面，苏俄（联）党和政府采取了有力措施。列宁专门颁布法令以保证沙俄时期专家巴甫洛夫的研究延续。1920年底，俄罗斯国家电气化委员会提出了《俄罗斯联邦电气化计划》，到1925年，苏联科学技术协会成立，帮助科技人员提高专业技能，提供科技交流机会。经过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研究、开发和建设，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比重由51．5%上升到70．2%，第二个五年计划后这一比重高达77．4%。与此同时，1918—1940年，苏俄（联）高校总计培养专家120多万人，科技人员的数量由1914年的1．02万人增长到1940年的9．83万人，苏俄（联）科学院院士由1917年的45位增加到1956年的464位。二战后，由于单一计划经济体制和集中发展重工业的影响，许多企业不愿冒着完不成计划的风险去采用新科技，由此苏联与第三次科技革命失之交臂。
——摘编自郭春生、胡志伟《科技革命与苏联兴衰的关系论析》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启了全面现代化的新征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确立了建设工业国的总目标，提出了发展自然科学以服务于工业、农业和国防建设的总要求。1956年，党中央发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制定并组织实施了《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1963年，党中央确立了“自力更生，迎头赶上”的科学技术发展方针，提出“科学技术现代化是实现农业现代化、工业现代化、国防现代化的关键”。1964年，第三届全国人大《政府工作报告》正式并完整地提出我国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任务。通过新中国成立后近30年的建设，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建立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为推动国家的工业化进程和四个现代化提供了有力支撑，为改革开放奠定了科技和经济基础。
——摘编自刘雷、万劲波《科技现代化支撑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过去、现在与未来》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苏俄（联）推进工业化建设的主要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中国现代化建设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科技发展与国家兴衰之间的关系。
材料一 民族危机的刺激让国人开始反思中国的教育制度，劳动教育与民族存亡的关系逐渐被发掘认识。1906年，学部正式将“尚公、尚武、尚实”作为教育宗旨，“尚实"就包含了劳动教育的雏形。后来黄炎培开创的职业教育、晏阳初践行的平民教育等均为我国劳动教育地位的提升作出了贡献。由于社会性质的局限，民国时期劳动教育逐渐演变为劳工教育，出现社会团体、教育机构、企业、工会等共同参与劳工教育的情况，如荣氏企业以“学校工厂化是精神原则之所在”为理念实施劳工教育，劳工“进厂先教识字，落工习副业，非实习不能派事”。
——摘编自李忠《近代中国劳工教育的历史变迁》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和政府急需培养国家建设新人和劳动者，劳动教育受到前所未有的重视。据统计，以“劳动教育”为篇名的期刊论文最早发表于1953年，之后的两年间就达到177篇。当时的劳动教育既承担着提升劳动生产率的作用，同时还是改造政治思想的手段，这就决定了接受劳动教育的不仅仅是各行各业的基层劳动者，还包括党和政府的各级干部、各工厂企业的管理人员和大专院校的高级知识分子等。当然还包括数量庞大的大中小学生，因此各地教育行政部门、大中小学校都积极探索适应新社会的劳动教育课程和形态。
——摘编自张鹏飞《新中国成立以来劳动教育政策的变迁与展望》
(1)根据材料一，概括近代劳动教育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初期劳动教育不同于近代劳动教育之处。
材料一 共和国治理惯性在罗马帝国时期并未消失。在公元2世纪时，罗马帝国中央与行省的高级官员总共为150人到200人左右，即使到了3世纪早期，这一人数也才达到350人左右。绝大部分帝国地方的行政工作，罗马人都交给了自己的地方代理人。“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官员、议事会和公民大会，决定有关城市的一般事务，包括授予公民权、财政、税收、司法、宗教崇拜、建筑工程等一系列与城市直接相关的问题。只有在城市觉得自己无力解决时，才会求之于总督。在司法问题上，只有涉及金额超过一定限度，或者事关公民的生命时，才会上诉到总督或者皇帝那里。”在城邦众多的帝国东部，本地的市政自治机构仍然被继续维持下去。在城市比较稀薄的西部，统治者则默许本地的部落贵族按照自己的标准建立政治结构，并将周围的土地与社群分配给这些贵族。英国史学家芬纳说“帝国的官员只是附加到遍布帝国的自治共同体之上的上层结构”。
——摘编自（意）弗朗切斯科·德·马尔蒂诺《罗马政制史》
材料二 两汉时期，特别是汉武帝时期以来，封国势力和豪强势力不断遭受打击和削弱，王朝的统治标准逐渐渗透到帝国每一个角落，所谓“六合同风，九州共贯"虽有夸张之处，但始终是汉朝诸帝追求的政治目标，地方官吏如果擅自更改或假传中央命令，可能面临最高死刑的惩罚。西汉王朝强盛时期，郡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03，下辖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为1587，至东汉时期，县一级行政单位的数量仍然有1180。县以下，“十里一亭，亭有长。十亭一乡，乡有三老、有秩、啬夫、游徼。三老掌教化。啬夫职听讼，收赋税。”。三老地位较高，通过榜样示范和宣讲宗法伦理使得统治者意图自然而然地传到基层民众的圈子里，从而达到控制乡里人心的目的。据统计，两汉时期，中央加郡县官员数量竟高达到13万到15万之间。
——摘编自周长山《汉代地方政治史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罗马帝国地方治理的特点及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地方治理不同于罗马帝国地方治理之处并分析其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