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17世纪的西方人看来，“中国人的价值观念更加文明和礼貌”，中国是“欧洲的典范”，中国的伦理和德政是解救邪恶的正确道路。明朝万历年间来到中国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在写给家人和教会高层的手稿中，中国是这样一种形象：虽然名义上远在天边的皇帝是国家统治者，实质事务确是由经过考试制度拔擢的文官系统掌控，日常生活则由复杂的风俗习惯所规范，如此，社会和谐才得维持。

18世纪晚期，西方逐渐出现批评中国的声音，马戛尔尼就在日记里描绘着清朝的落后和愚昧。鸦片战争后，中国的社会、道德、宗教、样貌等，遭到西方的全面批判，“劣等他者”成为描述中国形象的主要内容。

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学者施爱东对于西方与中国形象相关的漫画和插画进行研究。16—18世纪的欧洲人很少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除了贯穿于整个16—19世纪的大辫子，出现频率最高的中国元素主要是汉子、佛塔、凉亭、商铺、轿子、码头、牌坊、灯笼、纸伞、对联、拱桥、打牌、喝茶、放风筝等，这些插画表现了一个宁静安乐的异域东方。19世纪大量西方商人和冒险家开始深入中国内地，图书插画中的中国元素也相应的扩增了。前两个世纪出现的中国元素依旧会出现在19世纪的插画中，但是，从出现频率看，表现宁静安乐的元素明显偏少，出现频率最高的是颓废的鸦片烟管、戴枷的囚犯、路边的乞丐、求神拜佛的男女、阴沉的街道、女人的小脚……

——摘编自《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欧洲十八世纪中国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