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20世纪初，中国留学生开始接触到西方新兴的城市规划思想，在国内他们积极宣传欧美的市政改革和城市规划的理论与经验，呼吁以“分散主义”为原则进行田园城市建设；模仿西方对城市进行功能分区，建立独立的住宅区；对城市私人房屋规划从位置、高度、材料等方面加以限制；关注城市的社会功能，主张发展公共娱乐功能空间；建立完备的城市规划法。但是，由于当时的社会矛盾尖锐，政局动荡不安，统治者即便有心却也无力去实现这些乌托邦式的构想，城市底层人民的居住面貌并未发生实质性改变。
——摘编自何刚《民国时期中国新型市政学者的城市规划思想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学习苏联模式，优先发展重工业，受工业化大生产与集体主义思潮的影响，20世纪60年代，我国借鉴了以邻里单位理论，发展起“单位大院式”的住宅小区模式，住宅作为基本物资按计划分配，一般企事业单位、机关都有自己的居住区，居住区内配有浴室、食堂、小卖部等基础设施。这一时期住宅建筑层数低而密度高，同一居住区内建筑样式单一、按行或列排列。这样的居住空间模式是由传统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过渡的一个中间阶段，同时也与集体主义思潮下的计划经济体制相适应。
——摘编自吴冬蕾《略论中国近现代城市居住空间模式的变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民国时期新型城市规划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城市住宅的新变化，并简要评价这一新变化。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 年份 | 犯人数量 |
| 1805—1809年 | 23462 |
| 1810—1814年 | 30613 |
| 1815—1819年 | 58662 |
| 1820—1824年 | 65227 |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上半叶英国犯罪问题的特点及形成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近代英国的监狱制度的变迁。 (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 明代的士人是熟读诗书等儒家经典的知识分子，他们暂时还未进入仕途，却是进入仕途的主要阶层，是有功名的候补官员。
在明代，士人包括以下几种知识分子：进士、举人、监生、诸生等。经殿试后，及第者皆赐出身，称进士。举人是乡试录取的优胜者。监生，即国子监学生，包括举监、贡监、荫监和例监，此外还有外国留学生，即“夷生”。四种监生中，洪武初年官僚子弟比例较大，洪武以后百姓子弟日益增加，占了绝大多数。诸生，即地方府学，州学、县学的学生，他们一部分来自民间私塾，一部分来自社学。
明中叶以后，程朱理学受到强烈挑战，阳明心学兴起，王阳明、湛若水等人四处讲学，在各地创办书院，弟子遍天下。他们不仅仅关注学问，而是学问，政治并重，今天广为流传的格言“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就是东林书院讲学的宗旨。从城市到乡村，尤其是在乡村，他们是有功名的头面人物，即社区和宗族组织的首领。
——改编自毛佩琦主编《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
(1)根据材料，概括明代士人阶层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士人阶层对社会发展的贡献。
材料一 英国的现代化初步完成于16—18世纪，在政治经济上的主要标志是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摩尔主张各国政治现代化道路主要有莱法美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德意日的法西斯主义和俄中的社会主义三种模式。英国在早期现代化中捷足先登，成为西方最早的原生性（内源性）现代化国家。
——摘编自徐浩《自下而上：英国原生性现代化的起源》
材料二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知识精英开始认真关注国际世界。1864—1894年间，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掀起了了历时30年的洋务运动——同光中兴。不幸的是，伴随着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洋务运动的工业现代化全面失败。随后各种主义和思潮都在中国进行过尝试，都没能解决中国的现代化问题。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先进分子看到了一种代表人类社会前进方向的全新制度选择，走上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道路。
——摘编自蓝志勇《中西方现代化历程的比较与思考》
有学者认为，中国和西方国家从传统走向现代都经历了艰苦历程，他们现代化的过程和结果各具特点，但都走出了自己的道路。概括中英两国走上现代化的路径特点，并以中英为例评述该学者的观点。（要求：赞成该观点或另提出一个主要原因均可，并阐述理由）材料一 茶马古道作为我国最为古老的贸易商路，与丝绸之路有着密切关系，最早源于汉代，直到唐宋时期才正式形成。茶马古道以马帮为载体，是连接我国西南地区的纽带……自唐朝的茶文化诞生以后，饮茶之风也风靡全国，茶叶渐渐从内陆向边疆地区扩散，西南地区的吐蕃也在汉族饮茶习俗的影响下迅速爱上了茶叶，并以燎原之势在整个西南大地蔓延开来。为了加强对茶叶的管理控制，唐朝政府颁布了专门的茶马贸易制度，藏族人民以马匹交换茶叶的贸易开始形成，唐蕃古道也在这一时期开通……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发展到宋朝时成为了政府加强西南边境地区管理的重要手段。为了维护边境的安宁和平，宋朝和明清的统治者均以茶马贸易巩固边疆，通过开放边境互相贸易的形式，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利用经济文化的方式阻止了少数民族的武力侵扰。另外，汉人在与少数民族进行经济交流之时在无形中增进了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感情。
——摘编自聂甘霖、陈纪昌《茶马古道与茶马贸易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
材料二 “茶”的两大发音系统在亚、非、欧三大洲分布示意图
备注：在汉语中“茶”有不同的发音，北方以及广东地区“茶”字的发音形成今天世界上的cha发音系统；厦门方言发音形成今天的tea发音系统。明清时期，葡萄牙主要从澳门进口茶叶；荷兰、英国主要从厦门进口茶叶。
材料三 中华茶文化广泛吸收了儒、释、道诸家精华，强调修身养性，是中国传统文化“内省修行”的一种体现……尽管中华茶文化具有平和淡然、含蓄内敛的自然属性，但是饮茶促进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使茶文化天然具有开放共享、促进交流的社会属性……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来，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为世界展现了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前景，“以茶叙事”频频出现于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大国际多边场合。习近平主席在多个重要外交场合以“茶”为引，在俄罗斯谈“万里茶道”、在比利时发表“茶酒论”、在巴西论“百年茶之友谊”等，将“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中国方案推广至全世界……茶与茶文化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跨文化交际最好的媒介之一，世界各国人民因为茶而拥有了一种共同的语言。茶味绵长、意境幽远，正如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和而不同、求同存异、和谐共生”的追求，海纳百川、大道致远。
——摘编自熊李力《中国茶文化与大国外交相融相通之道》
(1)根据材料一，概括茶马古道在我国古代重要的历史价值。结合所学，指出明代除茶马贸易外“实现对西南少数民族的‘羁縻’目的”的其他措施。(2)“茶”两大发音系统的形成与茶叶贸易路线有密切关系。根据材料二，指出新航路开辟后分布区域增长更为迅速的“茶”发音系统。结合所学，分析中国茶文化在世界传播的意义。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从哲学和美学的角度解读中华茶文化“自然属性”的内涵。结合所学，指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在外交布局上的特点并列举“以茶叙事”的“中国主场外交的重大国际多边场合”。
费孝通先生认为：“中华民族作为一个自觉的民族实体，是近百年来中国和西方列强对抗中出现的，但作为一个自在的民族实体则是几千年的历史过程所形成的。”
材料一 阿保机建国后，不少汉族农业人口流入，对流入汉民筑城以居之，“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契丹人渐渐由原先“衣皮食肉”变得喜好穿着丝、麻制品。辽朝境内的陶瓷制造业兴起，产品风格与造型多样，有中原式器型，也有极具契丹特色的契丹式器型。在唐代时已经有渤海人衣汉族服饰情况，在同契丹族接触后，也出现穿着带有契丹族服饰风格的渤海人。契丹统治者以儒家经典教授诸生，还开科取士。圣宗更是将以儒家政治学说为指导的《贞观政要》奉为圭臬。辽朝统治者效法汉人制定相关礼仪，逐渐将本民族特有之礼制与汉人礼制相结合，形成新的符合实际需要的礼仪制度。
——摘编自李蕊怡《从辽朝内民族交融看“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
材料二 雍正认为如果没有国家“大一统”,民族之间就会充满矛盾，以致彼此诋毁，相互排斥，“北人诋南为岛夷，南人指北为索虏”。各民族只有在统一政权之下，“交相做勉，共遵荡平正直之王道”,才能形成新的民族“大一统”意识。雍正认为“柔远之道，分疆与睦邻论，则睦邻为美。畏威与怀德较，则怀德为上”。雍正对中国传统文化中“皇天无亲，惟德是辅”观念深有体悟，认为“生民之道，惟有德者可为天下君”,“德足以君天下，则天锡佑之以为天下君”。在雍正看来，清朝实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大一统”,“海隅日出之乡，普天率土之众，莫不知大一统之在我朝”。
——摘编自宫岩、武雪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与清代国家治理的探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辽朝内民族交融的特点及意义。(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雍正民族“大一统”思想的主要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