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教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乡村建设倡导者之一的梁漱溪将此称之为“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难局：“本来最理想的乡村运动，是乡下人动，我们帮他呐喊。退一步说，也应当是他想动，而我们领着他动。现在完全不是这样。现在是我们动，他们不动；他们不但不动，甚且因为我们动，反来和我们闹得很不合适，几乎让我们作不下去。”梁漱溟进而分析了造成“乡村不动”的根本原因，“是农民偏乎静，我们偏乎动；农民偏乎旧，我们偏乎断……总之，从心理上根本合不来”。

——据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及《梁漱溟全集》整理

   学界对于大一统的认识,长期以来被学人置于专制主义进路中加以批判和解构。如梁启超认为大一统由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和文化上的意识形态专制构成,抑制了共同体演进的竞争活力,导政了现代转型期道遇列强后的不断挫。穆则认为不能“以一时进落为彼我全部历史之评价”“毁我就人”,而要对国史“探其本而揽其全”,探究“我民族数千年文化本源”。大一统至少包括了三个居面的机理,即追求团结统一而反对分裂的国族取向、一系列旨在抟成凝聚的中心性政治安排、一个现世取向的富含韧性与弹性的文教系统（道统）。大一统不仪仅是一种国家理论,它的终极理想在于天下太平和世界大同,在于凡有血气莫不尊亲的天下。

——摘编自任锋《大一统与政治秩序的基源性问题一一钱穆历史思维的理论启示》

材料　　明治维新后，日本制定了先“征服满蒙”、而后“征服中国”，最终“征服世界”的侵略计划。应该说这是“东亚协同体”思想诞生的根源。1933年3月，日本在《满洲国协和会会务纲要》中提出“民族协和运动”“结成东亚联盟”等思想。这些思想由石原莞尔在《东亚联盟建设纲要》中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形成了“东亚联盟论”。“七七事变”后，“东亚联盟论”进一步演变为“东亚协同体思想”。鼓吹这一思想的理论家们最终将“东亚协同体思想”目标归并为以下几个：在政治上，被压迫的东亚各民族必须结成“命运共同体”；在经济上，日本、满洲、中国必须形成经济圈；在文化上，亚洲国民的结合必须以“东洋文化传统”为基础。

——摘编自陈秀武《“东亚协同体论”与伪满“建国精神”》

抗战胜利后，各国媒体争相报道。但对中国抗战胜利原因，国内外媒体却有着不同的声音，他们借用古代中国的历史名人来总结胜利原因，观点如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