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表是中国历史上主要王朝的边疆治理情况。

——摘编自马大正《中国古代的边疆政策与边疆治理》

材料二   中国历史上的中央王朝在长期的政治统治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和总结，形成并实施了恩威并施、和亲、羁縻、土司统治等民族政策，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稳定了国内的民旅关系。近代以来，各民旅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互相支持，使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尤其是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共产党在对民族自决和民旅区域自治两种政策的反复比较和权衡中，逐渐倾向于民族区域自治，同时，在个别地区进行的民族区域自治的试验取得的成效也强化了中国共产党人对民族区域自治的认识，并最终形成了民族区域自治的政策主张。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各民族长期相互杂居，形成的“大杂居、小聚居”的局面，民族共同体之间的关系已构成国内最重要的政治关系，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作为解决中国民族问题的基本国策和基本制度被确定下来。

——摘编自周平《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在中国的形成和演进》

材料一   中国古代法制在法的规范中也体现礼教价值观，“依法断案”也是“合礼裁判”，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违法而合礼救或不违法而违背礼教的行为，即“法外之情”和“法外之非”。“八议”制度是中国古代法制中的一项重要制度。所谓“八议”，是指亲（皇亲国戚），故（皇帝的故旧）功（功劳卓著的人）等八种人的犯罪，司法机关不自行处理，要先交大臣“议罪”，再奏请皇帝最终裁决，古代的诉讼虽然也收集使用物证人证，但更重视口供，以口供作为定案的主要根据。在通常情况下，没有认罪的口供是不能定案的，这就导致刑讯逼供。在中央，秦汉的廷尉、唐宋明清的刑部，一般都要受制于丞相、内阁等中央行政中枢；在地方，秦以后由郡守、县令等各级地方行政机关掌握司法审判。

——摘编自王继尧《论中国古代司法制度的演变及特点》

材料二   第2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休。

第4条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

第5条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

——摘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20世纪50年代，是中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初创时期。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组织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组织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进入新的发展时期。中共十五大报告第一次完整提出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将以往的“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改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1999年和2004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先后将“实施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等写入宪法，法治建设得到进一步加强。中共十八大以来，党领导人民，切实贯彻依法治国方针，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面依法治国进入一个新阶段。

——摘编自普通高中教科书《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

材料一　公元6世纪，拜占庭帝国皇帝查士丁尼组织法学家，相继编成《查士丁尼法典》《法学汇纂》《法理概要》和《新法典》四部法律文献，统称为《罗马民法大全》。这是欧洲历史上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成文法典，奠定了后世西方大陆法系的基石，对除了英国以外的欧洲各国法律产生了巨大影响。

材料二　中国法典的缘起与(罗马)《查士丁尼法典》的组成方式有相同之处……限制 《中国法典》之外的出版物的发行(政府除外)，罗马亦是如此：两国都各自以 公告、律令和诏书等形式立法，还有诸如过继、家庭财产共同占有关系等都有相同之处。

——田涛《西方人眼中的中国法律接触与碰撞》

史料一   清代自康熙中期至清末……一切机密要务，乃至皇帝与各具奏人的私人交情，密折内都有反映。……给皇帝开辟了广泛的情报来源，广其耳目，增其见闻，洞悉庶务，使……能及时且较真实地了解……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而且使百官互相监视，彼此牵制……极有利于皇帝个人独裁专制。

——摘编自刘融《清王朝的朱批密折制述论》

史料二   世宗时，因西北用兵，设立军机处，后遂相沿未撤。从此以后，机要的事务，都归军机，唯寻常本章，乃归内阁。军机处之权，就超出内阁之上了。六部长官，都满汉并置。而吏、户、兵、刑四部，尚侍之上，又有管部大臣，事权不一。

——摘编自张荫麟、吕思勉、蒋廷黻《中国史纲》

材料   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寿终正寝、新的民国建立7年之后，爆发波及全国、影响弥久的五四运动，并非偶然。甲午战争中国战败后，民族工业接连掀起三波高潮……随着外国和本国企业的成长，中国工人阶级也逐渐形成了。五四运动前夕，中国产业工人已经达到260万人……其实，在晚清以来中西文化大碰撞中，许多爱国者一直比较羡慕英、法、美等西方国家的富强，痴迷以自由主义、民主、科学等观念出现的西方思想，把它们视为中国仿效的榜样……正在中国对现实不满意，对未来又迷茫，却又苦于探索的时刻，在中国的北方，传来十月革命的炮声，给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希冀和选择。

——改编自胡献忠《“五四”的百年沧桑与青年的历史担当》

材料一   善宋制治，有县令，有郡守，有转运使，以大系小，丝牵绳联，总合于上。虽其地在万里外，方数千里，拥兵百万，而天子一呼于殿陛间，三尺竖子，驰传捧诏，召而归之京师，则解印趋走，唯恐不及。

——苏洵《嘉祐集》卷1《审势》

材料二   元朝行省创立了一种以中央集权为主辅以部分地方分权的新体制，并将行省权力规范在大而不专模式内。行省虽然在中央对地方的行政统属中发挥统摄的作用，但是在人事权方面，又表现得无甚作为。行省实行群官负责和圆署会议制，群官中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交参任用，重要政务“事从公议”。行御史台与廉访使司所构成的地方监察网络，构成了防范行省擅权坐大的特殊机制。行省区划主要以中央军事控制为目的，人为地造成犬牙交错和以北制南的局面，使行省官失去了扼险而守、割据称雄的地理条件。

——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