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4世纪至16世纪文艺复兴运动兴起，资产阶级思想家并没有单独提出理性主义，但他们把理性贯穿于人文主义的整个内核，置于崇高的地位。……人文主义者用“人性”来反对神权，竭力歌颂人的价值。…提出幸福就在人间，肯定现世生活，肯定人应当追求凡人的幸福，即爱情、财富和荣誉。
人文主义者认为，人类应当按照自己的本性生活，享受现实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材料二17世纪的理性主义者在西方知识分子心中建立了自然秩序和人类天赋这两个相互补充的观念，“这两个观念赋予了18世纪的启蒙运动一种应付社会变化的行为模式”。如果说自然神论和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确立了一个严格遵循自然规律的自然世界，那么同时期迅速发展的自然法学派则确立了一个依照社会契约而运行的宪政社会。……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把理性主义推向了极端，百科全书派的响亮口号就是：“把一切都拉到了理性的法庭面前来接受审判。”理性取代了上帝的至上地位，对一切传统的信仰和秩序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摘编自《古希腊哲学对西方理性传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文艺复兴运动时期人文主义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欧洲思想文化领域的变化并说明此变化的影响。
材料 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三个时期，也可称为三次价值革命。第一次是传统价值观的形成期，即从远古到周礼的确立；第二次是传统价值观多元发展与同构期，即从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至董仲舒整合成为天人感应神学的价值变革；第三次是传统价值观的震荡与复归期，即从魏晋价值震荡经隋唐三教互补、三教合流至宋代整合成为理学。厘清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发展历程，目的在于归纳与总结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演进特征，以深层次把握中国传统社会价值观演进规律。
——摘编自谢霄男李净《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演进历程、特征及启示》
根据材料，围绕“中国传统社会核心价值观”这一主题，提炼一个恰当的论题，并运用所学知识对其进行简要论述。（要求：论题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材料二 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
------据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摘编自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1)根据材料一及所学知识，以西汉和唐朝为例，说明统治者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方面的举措。
(2)根据材料二及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思想，并分析其历史价值。
(3)从材料三的角度，说明新中国建立初期在经世济民方面取得的主要成就。
材料一 从边疆思想的层面来说，汉承秦大一统之后，当时的疆域已经远远超过《春秋》时代之所谓华夏；在中国范围之内，事实上只有地方性而不复有种族性的问题。董仲舒提出“王者爱及四夷”的理想，欲泯除华夷之辨，并认为“有大子在，诸侯不得专地，不得专封，不得专执天子之大夫，不得舞天子之乐，不得致天子之恩不得适天子之贵。”这是其边疆观念的理论基础，与汉武帝的政治需求有着高度契合。董仲舒认为，与君之“无为”相应，臣者则应“有为”，把黄老的“无为”思想融合于其儒学体系之中，并以其阐述治国与君臣之道，提倡君道无为与臣道无为，最终把“无为”理想在政治上的实践归结为“君无为而臣有为”。他在《春秋繁露·服制象》中说道“我文德为贵而威武为下，此天下之所以永全也。”新儒学表现出前所未有的开放性和进取性，汉武帝之世宏大边疆恩退体系的建构也因此具有了明确的指导精神。
——摘编自袁宝龙《秦汉新儒学转向与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的构建》
材料二 在历史变革的背景下，民族主义思潮由西方涌入中国。孙中山等先行者关于民族兰义有相对进步的认识，提出五族共和的思想，因而国民政府统治时期传统“尊夏贱更”“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南京国民政府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中规定，凡过去少数民族名称中之虫、兽、鸟及反犬旁，一律须改为人字旁。在民族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大一统国家思想根深蒂固，因而南京国民政府也重视维护国家主权与国防建设。一些民族主义者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因此，南京国民政府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了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编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的特点及对汉武帝边疆思想体系构建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民族主义思潮影响下国民政府边疆治理的举措。
(3)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董仲舒新儒学的边疆治理思想和近代民族主义思潮对边疆治理的共同作用。
材料一 在战国时代的社会大变革中，各个学派的代表人物站在不同的立场上，为维护和发展当时的小农经济，以及巩固建立在小农经济基础上的君主政权，提出了不同的建国方略及其哲学理论，开创了百家争鸣的学术思潮，这对于当时的社会变革及文化学术的发展起到了促进作用。这时的各派，各家之间，互相批判、辩论，而又相互影响：同一学派在发展过程中，也往往发生变化以至于分化。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作为一次空前的思想解放运动意义重大，但仍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对中国文化理解上，由于没有将不可改变的八卦原始文化符号与儒、道对其的解释区别开来，所以导致出现了“反传统”的全盘否定中国文化的看法。以西方现代文化思想为新的“经”去“宗”，所以就改变不了所要反对的儒家思想和人格的依附性文化，培养不了对中西方思想均审视批判的现代理性精神。新文化运动几乎都注全力于言论界，多数还是埋头于口头、纸上的著作，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知识阶级的专利品。
——摘编自吴炫《五四的局限》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百家争鸣出现的原因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文化运动的局限性。
材料一 1898年，康有为在《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向皇帝提出脱去长袍马褂改穿新式服装。在强调“与欧美同俗”的同时指出必须改革中国褒衣博带的服饰传统。他提到：“然以数千年一统儒缓之中国褒衣博带，长裙雅步而施之万国竞争……诚非所宜矣。”这一举措对于中国来说是一次意义重大的思想启蒙。
材料二 中山装是孙中山先生服饰改革思想的典型体现，其基本思想为：“博采西制，加以改良；此等衣式，其要点在适于卫生，便于动作，宜于经济，壮于观瞻。”中山装的四个口袋象征国之四维，礼，义，廉，耻。因其口袋的对称性，给人以凝重，持重，庄重之感。三个袖扣象征三民主义，民族，民权，民生。而门襟的五个纽扣则象征五权分立，立法，行政，司法，考试，监察。衣袋上的四个纽扣象征人民拥有的四权，选举，创制，罢免，复决。袋盖的倒山形样式则代表对知识分子的重视。中山装虽取材于外来服饰样式，却是一种将外来服饰改制成功的典型，因符合中国的国情与审美风格，深受中国人民的喜爱。至今仍被国人穿用，成为中国国服男装的代表。
——上述材料摘编自《西风东渐与都市主流服饰文化变迁（1898—1927）》
(1)根据材料一，概括康有为的服饰观，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孙中山服饰观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雕版印刷技术…现在为大规模的印刷工业投入使用，并为渴望读书的公众生产出了各种各样的阅读书籍。例如在中国东部很小的一个地区就有记录显示它印刷了将近五十万册的书籍。百科全书、字典、历书和农业、医学书籍，还有神秘的疗疾咒语书籍都可供广大读者购买。雄心勃勃的许多宗教和哲学著作的各种版本（其中主要是儒家著作、道家的典籍和佛教的经书）从10世纪时就已开始印刷，它们用数千块木雕版印制，这些雕版在整个宋代都被用来进行重印。1005年时，皇家档案中已有10万块有关历史、集释和宗教的雕版。
材料二 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发展，大致以辛亥革命为界分为晚清新政时期和民国时期。1896-1911年间，仅上海一地，就成立了100多家出版机构。从1900年至1911年间，我国共译书籍1599种。这些翻译书籍，译自日文、英文、法文、德文、俄文或其他语种，而以日文居多。此时期的译著涉及到暂学、伦理学、法学、政治学、历史学、文学、物理学、化学、生物学等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方面。由于晚清教育体制的一系列变化，以出版新式教科书为主的出版机构也大量出现。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出版业繁荣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出版业的变化及其原因。
材料一 从隋末动荡中走来的贞观君臣，对于如何防止社会矛盾的激化，怀着高度的警惕，也有着深刻的认识。唐太宗曾说：“民之所以为盗者，由赋繁役重，官吏贪求，饥寒切身，故不暇顾廉耻耳。朕当去奢省费，轻徭薄赋，选用廉吏，使民衣食有余，则自不为盗，安用重法邪！”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经过几年的实践，就出现了“海内升平，路不拾遗，外户不闭，商旅野宿焉”的大治局面。
——摘编自刘后滨《唐太宗如何提升民心指数》
材料二 孙中山的民本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升华的过程。早期的孙中山对“民”的认识，更多的是同情，是重民、爱民与教民。到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把以“民”为主体的三民主义，作为辛亥革命的指导思想，在政治理念上也实现了由传统的民本思想向近代民主主义的飞跃。中华民国建立后，他主张“建设一世界上最富强最快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在“民有”方面，孙中山认为：民有是指四万万人民是国家的主人.在“民治”方面，是指人民理应拥有四项基本政治权力：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在“民享”方面，是指人民享有作为国家主人的自由平等的一切权利。“共和国，人民是主人，国家为人民的所有物；国内的事情，要人民去管理；国内的幸福，也是人民来享受。”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以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太宗维护民生的措施。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唐太宗和孙中山民本思想的异同。
材料一 马丁·路德公然挑战教会和教皇的权威，主张宗教信仰自由。这就从神学的角度论证了人的自由和平等。如果说，文艺复兴启迪了知识阶层的人文主义精神，那么宗教改革则使千千万万的民众开始打破对罗马教会的迷信，解放了思想，人文主义进一步传播和发展。
材料二 由于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已经摧毁了天主教会的势力，所以此时资产阶级反对的主要是世俗封建主即专制王权和贵族特权。故在思想领域掀起了又一次反封建的运动，即启蒙运动。资产阶级不满足文艺复兴对人性的尊重，主张以人的理性作为判断一切的标准，标志着欧洲进入理性时代。所以理性主义与人文主义相比，其发展主要表现在：一是矛头主要指向封建专制主义；二是描绘了未来理性王国的蓝图或者说为建立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一套政治构想。启蒙运动为资产阶级革命和改革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的准备，标志着人文主义发展到高峰。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慧《西方人文主义精神探讨》
(1)根据材料一，概括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核心思想，并指出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不同之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与文艺复兴相比，启蒙运动的新发展。
材料 1924一1949年中国共产党对富农政策的演变简表
| 时期 | 内容 |
| 1924—1929年 | 1927年3月，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认为富农对农民协会的态度始终是消极的。 1928年，《井冈山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归苏维埃政府所有。 1929年，《中央通告第二十八号》指出“同情革命的富农，必须吸收到反地主阶级的战线之内。…摇摆于革命与反革命之间的，那不必故意加紧对他的斗争，而使之中立”。 1929年，《兴国土地法》规定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 |
| 1929—1935年 | 1929年，共产国际指责中共所实行的路线，被机会主义的“联合富农”的路线所代替，中共接受了批评。 1930年2月以后，中央苏区普遍实行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二七”会议更提出了没收自耕农土地的政策。 |
| 1935—1949年 | 1935年12月，毛泽东签发的《关于改变对富农策略的决定》指出“……富农自耕及雇人经营之土地，不论其土地之好坏，均一概不在没收之列”；“富农在不违反苏维埃法律时，各级政府应保障其经营工商业及雇用劳动之自由”。 1939年，毛泽东指出“不应把富农看成和地主无分别的阶级，不应过早地采取消灭富农的政策”。 1948年，毛泽东提出要区分新富农和旧富农，强调对待地主和富农应依照土地法大纲加以区别。 |
——摘编自秦宏毅《四个阶段的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
根据材料，围绕“民主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富农政策的演变”提炼一个观点，并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说明。（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论证全面，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