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5—1906年，同盟会评议部评议员朱执信在《民报》上发表了《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一文，主要介绍马克思的生平及其思想主张。该小传概略地介绍了马克思从出生到去世的奋斗历程，突出了马克思的一些重大理论贡献。该小传着重介绍了《共产党宣言》的内容，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视为“马尔克之事功，此役为最”，称该宣言“既颁布，家户诵之”，“万国共产同盟会奉以为金科玉律”，使马克思和《共产党宣言》的贡献和影响一目了然。小传中花较大的篇幅介绍了《共产党宣言》中关于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基本思想，并译出了宣言中的十条纲领。尽管朱执信并不赞成马克思关于资本起源问题的观点，但对剩余价值理论却有较多的介绍，并且认为资本家的剥削确实是个事实。……1905年孙中山在欧洲就亲自拜访了当时的第二国际执行局并举行会谈，第二国际的档案材料中还记载着孙中山会谈时说的“我是中国社会民主党人”等语。这就是后来孙中山十分赞赏俄国十月革命并最终提出“联俄”主张的前奏。
——摘编自奚洁人、余源培：《二十世纪中国社会科学（马克思主义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20世纪初期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知。(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该时期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历史作用。
材料一 致用是指讲求儒家经学以服务于现实社会的一种儒学传统思想，它是“治国平天下”政治抱负付诸实践的体现。明中后期，党争激烈、阉党把持朝政，社会矛盾激化；“南倭北虏”横行，严重威胁统治稳定。以“经世致用”为标榜的知识分子认为陈旧的学术已不能解决实际问题，如著名思想家王廷相指出：“近世好高迂腐之儒，不知国家养贤育才，将以辅治，乃倡为讲求良知，体认天理之说，使后生小子澄心白坐，聚首虚谈……误人家国之事者几希矣。”当时，西方近代技术传入后，传统的“重德轻艺”观念受到冲击，他们便开始关注与富国强兵相关联的“可施于用”的经世致用之学。
——编自杨绪敏《明代经世致用思潮的兴起及对学术研究的影响》
材料二 战争中，中国不堪一击，高唱“经世”的知识分子在惨痛之余，不再顽固强调“内诸夏而外夷狄”，转而用理智的眼光来认识中国与诸夷，“师夷”成为一时潮流。同时，他们对顽固派将机器诬蔑为“奇技淫巧”的看法进行了批判，认为“有用之物，即奇技而非淫巧”；并以“求富”为口号，对传统的“重本抑末”政策进行否定。
——摘编自田永秀、刘斌《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的转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后期经世致用之学出现的时代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经世致用思想由传统向近代转变的表现。
材料一 文艺复兴的基本主张就是解放人性，恢复人的尊严，重申人的世俗生活的价值和意义。它把批判的矛头指向天主教的禁欲主义和蒙昧主义，指向那种否定现世生活，把来世的天堂作为人类永恒追求目标的人生虚无主义态度。虽然新兴资产阶级主要提供了积极向上的进取精神，但不可否认，在当时的条件下，利己主义仍可导致消极的后果，即追求享乐的唯我主义倾向。而宗教改革运动所倡导的伦理道德，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弥补上述不足。文艺复兴运动和宗教改革运动，都是资本主义经济发展在上层建筑领域的反映，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文主义者所提倡的思想解放，在一定程度上为宗教改革运动作了理论上和思想上的准备，两者在思想上有明显的继承关系。
——摘编自徐鹤森《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之比较研究》
材料二 文艺复兴运动使人们从以往神学神权的枷锁中慢慢挣脱出来。而启蒙运动则使人们的理性光芒无比耀眼，在自然科学领域获得了一系列显著成就，对于人们的理性自信也产生了积极作用。启蒙运动后，人性的复归伴随着各种相关理论得到了众多的实践，理论渐渐变为行动，思想渐渐变为现实，社会结构得到了彻底的改变，神权已经从政治舞台中心褪去。可以这样说，文艺复兴将人们的思想带回到了此岸世界，但是并没有真正否定神权的彼岸世界。宗教改革运动将人们的思想和世俗权利带回到此岸世界，但是依旧没有否定神权的彼岸世界，而启蒙运动则将人们彻底带回到了此岸世界。
——摘编自涂文章《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关于人的问题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文艺复兴的局限性并说明其与宗教改革的关系。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启蒙运动的精神内核，并谈谈你对“启蒙运动则将人们彻底带回到了此岸世界”的理解。
材料一 泰西之立国有三：一曰君主之国，一曰民主之国，一曰君民共主之国……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亦得以下逮……犹有中国三代以上之遗意焉……苟得君主于上，而民主于下，则上下之交固，君民之分亲矣，内可无以乱，外可无以悔……由此而扩充之，富强之效亦无不基于此矣。泰西诸国，以英为巨擘，而英国政治之美，实为泰西诸国所闻风向慕，则以君民上下互相联络之效也。
——摘编自王韬《弢园文录外编》
材料二 孙中山认为“中国古昔……有所谓"民为贵，君为轻"，此不可谓无民权思想矣。然有思想而无其制度，故以民立国之制，不可不取资于欧美”。他强调“民国之国家，为全国国民所公有；民国之政治，为国民所共理；民国之权利，为国民所共享”。
——摘编自《孙中山全集》
(1)根据材料，概括指出王韬与孙中山民主思想的异同。(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中国民主思想兴起的历史必然性。
材料一：梁启超积极主张向西方学习，但他反对照搬，认为学习西方的法律制度与思想，应根据本国的情况，有鉴别地吸收。“万不能将他社会之思想全部移植，最少亦要从本社会遗传共业上为自然的浚发与合理的箴砭洗炼。”“采西人之意，行中国之法”，或“采西人之法，行中国之意”，走中法与西法相结合的道路。梁启超认为，中国不仅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学说，而且要引进西方的法律制度，制定民法、刑法、诉讼法、行政法等国内法，应加强研究和发展国际法。
——摘编自刘新《梁启超法治思想研究》
材料二：2018年，习近平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要推动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贯穿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各环节，使社会主义法治成为良法善治。”坚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立法，努力使每一项立法都符合宪法精神、反映人民意愿、得到人民拥护；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执法和司法，坚持严格执法、弘扬真善美、打击假恶丑，坚持公正司法、发挥司法定分止争、惩恶扬善功能；按照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本要求，健全各行各业规章制度，完善市民公约、乡规民约、学生守则等行为准则，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人们日常工作生活的基本遵循，努力形成良好的社会风尚和社会秩序。良法善治的法治中国与人民的美好生活交相辉映，成为中国之治最靓丽的风景线。
——摘编自张文显《论中国式法治现代化新道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法治思想并分析其产生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时代“良法善治”的特点和意义。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1)据材料概括黄宗羲的学行表现，指出当地人了解其学行的途径。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地方官倡导纪念黄宗羲的动机及其时代背景。
材料一 清王朝的腐败，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觉醒、人民的反抗——这种合力的作用，既注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解体，又激起人们对中国向何处去的探索。尤其是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历史上杰出的革命人物和思想家登上中国的政治舞台，由此产生了新的合力运动。这种合力，已经不再是腐朽的清王朝和种种守旧力量与西方帝国主义入侵者的合力，而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国共产党为新的历史主体的一方，与以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买办资产阶级为另一方进行斗争而构成的新合力。中国既已出现新的历史主体，就必然出现新的道路的探索。
——摘编自陈先达《历史合力与中国的道路选择》
材料二 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对国家治理道路进行了探索与实践。中国走出了一条和苏联、西方国家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都不同的、具有独创性的国家治理道路，既避免了像一些发展中国家那样国家能力软弱涣散，也避免了像苏联那样国家政权逐渐变质。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新时期对马克思主义国家理论和毛泽东在中国开创的国家治理思想的探索和创新。
——摘编自江宇《国家治理的中国道路》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必然出现新的道路的探索”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国家治理方面有哪些独创。
材料一殷朝素以天命自居，但最终被周所代，究其原因，在于“德”之有无。西周政权把天与德、德与刑紧密联系在一起，以“以德配天”、“敬天保民”思想为指导，形成了“明德慎罚”、“刑兹无赦"以及“刑法世轻世重”的法律思想。周公认为，“慎罚”作为“德”的前提内容，执政者实施刑罚手段统治国家必须相当慎重，即“慎罚”，这样，西周创造了“以德配天”的家国伦理思想，并把“德"这一抽象的伦理道德范畴引入礼乐教化中，在周人看来，要想“享天之命”，不被“天命”鄙弃，必须以德治民，慎用刑罚，以民意关怀为旨归。
——摘编自赵索依《论西周明德慎行的提出对中国后世治国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西汉建国初期，经济萧条，国库空虚，这种局面迫使汉初统治者阶级深刻反思，他们检讨了法家“专任刑罚”、“重刑轻罪”主张的弊病，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汉武帝时期，为了适应汉武帝的政治需要，董仲舒对儒学思想加以改造，提出“罢黜百家，独荨儒术”的主张。他后来放弃战国以来所奉行的严刑峻法策略，改为“礼法并用”，以“德治”为主要手段，在借鉴西周德刑结合经验的基础上，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理论和天人感应学说为指导，确立了“德主刑辅”的立法指导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得到了汉武帝的肯定，上升为占统治地位的指导思想。
——摘编自马作武《中国法律思想史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周统治者的治国理念，并分析这一理念形成的主要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西周相比，汉武帝在治国思想上的变化，并简析这一治国模式的影响。
材料一 况今日和议既成，中外贸易，有无交通，购买外洋器物，尤属名正言顺。购成之后，访募覃思之士，智巧之匠，始而演习，继而试造，不过一二年，火轮船必为中外官民通行之物。
——摘自曾国藩《复陈购买外洋船炮折》（1861年）
材料二 一场全国规模的革命想取得哪怕是部分的成功，都需要在人们面前提出一个与以往不同并被众多人接受的新的理想和目标，使人们重新燃起新的希望，深信目前的处境尽管艰难，但这种状况是可以改变的。这就需要有新的社会力量站在民族解放运动的前头。辛亥革命与前此的戊戌维新运动、义和团运动不同的地方，就在这里。
——摘编自金冲及《二十世纪中国史纲》
材料三 新文化运动是从1915年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开始的。《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新青年》阐述了新文化运动的主张：要拥护“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礼法、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要拥护“德先生”又要拥护“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国粹和旧文学。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曾国藩上该奏折的背景及其根本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新的理想和目标”与“新的社会力量”角度分析辛亥革命取得“部分的成功”的原因。阐述辛亥革命在政治上取得“部分的成功”。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新文化运动。
材料一 宋代是中国古代童蒙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在宋朝重视儒学教化和文风熏陶的政策激励下，童蒙学校从官学到民间宗族创办的私塾、义学遍布天下。活字印刷术的发明及使用使童蒙教材和少儿读物的大量印刷和标准化印制成为可能。宋代理学大师们不仅重视蒙学，还立足理学学术发展和道德伦理体系建设并提出了诸多关于蒙学发展的创新性教育思想。
——摘编自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材料二 宋代童蒙教育不仅教授儿童识字，具备基本的阅读基础能力，而且高度重视理学提倡的道德伦理教育。朱熹所著童蒙教材《小学》称人生需要恪守遵循的人伦规范要做到“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也即“五教”。除朱熹所著《小学》外，陈淳所著《启蒙初诵》和真德秀所著《教子斋规》也是南宋时期理学家编著的侧重理学道德教化的优秀童蒙教材。此外，其他多种专业知识如历史、自然、医学、名物和制度等知识的学习对于儿童心性的培养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宋代童蒙教育对儿童和整个社会均产生深远影响。
——摘编自周超、金滢坤《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促进宋代童蒙教育发展的因素。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宋代童蒙教育的特点及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