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蒙学教材，即古代专门为儿童编写的启蒙教育课本。宋代以《三字经》《百家姓》为代表的蒙学教材广为流传，历代沿用。以《三字经》的编写为例，它语言生动活泼，文字通俗易学，表达简明扼要，格式富有韵味。著名学者也参与蒙学教材的编写，如朱熹的《童蒙须知》、吕祖谦的《少仪外传》等。“农工商各教子读书，虽牧儿馌妇，亦能口诵古人言语”，而且“学校之设遍天下，而海内文治彬彬”。

——摘编自秦海霞《谈我国古代的蒙学教材》

材料二：新中国成立后，中央作出了统一教材制度的战略决策，加强了教科书编审工作力度和政治内容的把关。从1954年开始编辑出版的中小学各科教科书，集中全国之力协同攻关，选调和集中一批学科专家、名师和专业编辑，全部采取集体讨论的工作制度和社内外相结合的编写方式，保障了教材质量。据《中国教育年鉴》统计，“1954年至1956年编成的十二年制中小学教材，包括教学大纲30种30册，课本93种233册”。这套教材的编写出版使全国所有地方、学校、学生都使用上了高水平、权威性、国家级的全学科教材，解决了过去供应迟缓、版本不一、发行混乱的问题，开启了新中国“一纲一本、统编统用”的新时代。

——摘编自郭戈《新中国第一套统编教材评析》

材料一   儒学自16世纪始大规模西传入欧，到17、18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中国文化热”。在宗教、哲学领域，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从孔子的“天道自然观”中找到了中国存在原始自然信仰的证据。他们认为，这种信仰不是天神论，而是“自然的道理”，并据此来批判被他称为“理性之大敌”、“文明之恶棍”的基督教神学。在道德伦理、政治制度方面，儒学的突出特征是侧重于道德伦理，并使之与社会政治相结合，以达到国家的“仁政德治”。伏尔泰对此无比推崇，百科全书派代表霍尔巴赫也呼吁“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他们借此反对旧道德，期许建立新的社会秩序。而此时，中国明清之际的启蒙思想家们也在积极地从先秦儒学中汲取营养。黄宗羲指出，“古者以天下为主，君为客”，得出“为天下之害者，君而已矣”的结论，是对孟子“民贵君轻”民本思想的重新阐发。王夫之则对维护君主专制的宋明理学给予坚决批判，他认为“人欲”不能扼杀，这是对先秦儒家“性也，天之就也”的“人性天就论”思想的重新焕发。

材料二   17、18世纪中西方社会均处于激烈的变动之中，生产力发展的张力鼓动着先进的阶级（或阶层）突破传统政治的腐败和官方哲学的愚昧，因此，中国和欧洲的启蒙思想家们取用儒学精蕴的社会基础存有某种相似性。但二者的现实环境却存在着根本区别，欧洲正处于新旧思想，新旧力量激烈交锋的状态，而中国的社会经济、政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这就注定了对二者产生的影响迥然不同，儒家学说在启蒙运动中产生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进而促进了欧洲社会的巨大变革，而中国的启蒙活动却未能形成一种推动社会进步的强有力的思想运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谈家胜：《17、18世纪中西启蒙思想家取用儒学精蕴及其影响之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