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战国后期，诸子已开始尝试以自己的学说统一思想。……《吕氏春秋·不二》篇宣称：“听众人议以治国，国危无日矣。”“一则治，异则乱。一则安，异则危。”思想大一统被提到了十分醒目的位置。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李斯上奏，建议秦始皇采取强硬措施）“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也，医乐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采纳了李斯的建议，“下焚书之命，行偶语之刑”，从而造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次空前浩劫。战国时代蓬蓬勃勃的自由学术空气被窒息，广袤的思想原野上，万马齐喑。

——摘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董仲舒向汉武帝建议说：“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以持一统。……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

——摘自《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一   在黄宗羲那里，改变君权过重，由于皇帝胡作非为而“丧天下”的办法，已开始放弃了二程、朱、王专门要求“正人心”和“格君心之非”，而企望通过建立现实制度来得到保障，这可以看做“内圣”之学有了向外的新开拓。明中叶以来，无论朱学或王学，都有走向现实世界的普遍趋势。近乎科学的实证之风开始吹起，除学术本身的发展逻辑外，商业都市的高度繁荣，各行各业的分化兴起、众多科学论著的出现等，都表明当时社会结构、时代氛围和意识形态开始有了某种重要的变动，这可能是使理学内部发生变化的重要因素。不但是黄宗羲，还有好些人都有“工商皆本”的观念，与自秦汉以来重农抑商的传统思想开始有了离异。

——摘编自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

材料二   中国古代文化给予启蒙思想家们的影响，是与他们肩负的历史使命紧密相连的。伏尔泰说：“所谓专制或专横的政府，是指君主可以随意夺走一个人的财产和生命。如果说曾有一个国家，在那里人的生命、财产和荣誉受到法律的保护，那便是中国。”法国启蒙思想家认为，中国是以法治国，儒家经典所宣扬的伦理道德和礼仪习惯便是中国法律的基础，他们进而指出，由于这种以父权为本，以亲子关系为基础的法律符合自然规律和理性，因而能将道德、宗教、习俗、礼仪和伦理为一体，在全国统一施行。使儒、释、道三家彼此相安无事，既无需按封建等级制度建立教会，政权因而也不致受教会左右。启蒙思想家虽然从自然神论的角度把儒家思想解为一种宗教，但把它与愚弄人民的基督教之类的宗教做了严格的区别。

——摘编自许明龙《中国古代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家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