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下图为版画《和平之车》：一辆并非由胜利者而是由和平女神驾驶的马车，滚滚驶过被摧毁的军事装备。这一画面形象地表达了17世纪欧洲某著名和约的理念，即“和平是万物之中最好的东西”。和平之车经过数根立柱，立柱上刻有铭文“理性状态”，即国家利益至上主义。四匹马的胸前各挂着一枚本国的纹章（法国百合、瑞典狮子、帝国之鹰以及西班牙的纹章），象征着新的欧洲国际体系。
材料二 19世纪末，晚清知识分子对国际法的评判出现了一个高潮，维新派对公法进行了大量论述。在他们看来，春秋战国时期各诸侯国逐步确立了独立地位，彼此之间进行战争和友好交往，必然存在某种规则来约束各国的行为。《春秋》就是各诸侯国家之间的国际公法，而“今之列国环峙……明明一春秋之局。”梁启超说，格劳秀斯“以布衣而著万国公法，天下遵之，今孔子作春秋乃万世公法。”康有为称：“《春秋》者……万国之法也。尝以泰西公法考之，同者十八九焉。”在维新派的大力倡导下，不仅各种公法译著广为行销，一些府、县学考试中也出现了“万国公法义比春秋试广证其例”“问各国不以公法待中国其故安在”等题目，还成立了一个国际法研究团体——公法学会，“专讲公法之学，凡自中外通商以来所立约章以及因应诸务……皆须细意讲求……庶为将来自强之本。”
(1)依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写出该和约的名称，并简述其签订的历史意义。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对维新派的万国公法观进行评析。
材料 李大钊在《东西文明根本之异点》中说；“东洋文明主静，西洋文明主动。”“一为自然的，一为人为的；一为安息的，一为战争的；一为消极的，一为积极的，一为依赖的，一为独立的；一为苟安的，一为突进的；一为因袭的，一为创造的；一为保守的，一为进步的；一为直觉的，一为理智的；一为空想的，一为体验的，一为艺术的，一为科学的；一为精神的，一为物质的；一为灵的，一为肉的；一为向天的，一为立地的：一为自然支配人间的，一为人间征服自然的。”
围绕中西文明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选取材料中任意一点加以评析。（要求观点明确，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达清晰）
材料一：
材料二：（北宋）规定州郡长官由文臣担任，长官之外另设通判，使其互相牵制。后来，又把全国州郡划分为15路，陆续在各路设转运使，提点刑狱（管司法兼监察）按抚使（管军事，有时也兼管民政），提举常平（管长平仓救济、农田水利等）等四司，统称“监司”，也都由文臣担任，只有安抚使使用武人。
——摘编自朱绍侯《中国古代史》
材料三：明太祖认为：“自秦以下，人君天下者，皆不鉴秦设相之患，相从而命之，往往病及于国君者，其故在擅专威福。”
——《明太祖集》卷10
“有明之无善治，自高皇帝（明太祖）罢丞相始也。”
——摘自黄宗羲《明夷待访录》
(1)根据材料一，说明西汉初年在地方实行的政治制度、产生的后果及汉武帝采取的解决措施。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宋代为加强地方管理采取的主要措施。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明太祖废除宰相制度的原因，评析黄宗羲的主张。
材料一 中国自古即重视对民众的教化，以至从中央到地方均有专人掌管教化。士人希望统治者贯彻儒家“民惟邦本”的理念，做到轻徭薄赋，使民以时，爱惜民力，为民请命成为优秀士人的重要任务。早在先秦，儒家便提出“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的原则，主张“故当不义，则子不可不争于父，臣不可不争于君”，中国古代士人的社会批判不少是直接正面地向君主提出的……概言之，作为社会基本价值、准则的自觉维护者，中国古代优秀士人从未放弃社会批判的责任。
——摘编自张踢勤《论中国古代士人的使命感
材料二 康有为在《论语注》中提出了“德贵曰新”的思想，主张价值观念变革要适应时代潮流。梁启超在《释“革”》等文中又提出了“新道德”、“道德革命”的主张，批评“今世士大夫谈维新者，诸事皆敢言新，惟不敢言新道德”，严复提出了“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的启蒙三民主义，“新民德”的立意即在进行道德重建、道统重构。谭嗣同在《仁学》一书中号召冲决“三纲五常”的网罗，成为近代史上首位激烈挑战传统道德的思想家，又致力于重建新仁学体系，重建新时代的道德准则。革命派也提出了“道德革命”、“三纲革命”、“家庭革命”等口号。
——摘编自命祖华《清末新型知识群体:从传统士大夫到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型》
材料三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自编年谱》等
材料四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 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街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概括指出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思想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末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
(3)材料三、四对待“上书”焦点问题的阐述有何不同？
(4)从史料类型（即文献史料、实物史料、口述史料、官方正史、私人日记，或者一手材料、二手材料）角度评析材料三、四论点依据的价值。
材料 文化在人类的世代繁衍中与时间同行，形成文化传统。它包括前辈所创造并遗留下来的器物形态的文化成果，也包括沿袭下来的各种规范和观念形态的文化遗产，如社会的道德规范、政治制度、法律制度、婚姻制度、语言、宗教、风俗习惯、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等。但是，后代人对前代人文化传统的承传，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每一代人在继承前代人的文化遗产的同时，必然要进一步对其进行优化，不断扩大已有的物质成果，改造现行的各种典章制度、行为规范、更新思想观念，形成新的文化传统。因而，文化在时间中表现出保守的因素和变革的因素，是保守与变革的统一，在连续中发展。其发展趋势是向上的，表现出文化的进步性。
——摘编自曹德明《文化的共通性和差异性》
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个观点或整体观点），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观点，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一 董仲舒从“天人合类”的逻辑推导出发，详细地论证了“三纲五常”是怎样由“天道”演变为“人道”的道德来源。通过以“天道”释“人道”、以阴阳定尊卑、以五行说人伦，董仲舒不仅将封建社会道德神秘化，而且还赋予了封建社会道德以神圣的权威性。
——摘编自邹顺康《董仲舒“三纲五常”思想评析》
材料二 康有为认为“三纲五常”乃“中国之大教”，并认为西方国家也有类似的纲常伦理。他认为东西律例，以法为宗。“今按法国律例，民律第三百七十一条云：凡一切子女，无论其人何等年岁，须于其父母有恭敬孝顺之心。第二百一十三条云：凡为妇者，应为其夫者所管属。”
——摘编自康有为《与朱一新论学书》
材料三 随着西学东渐的不断深入，“自由平等的观念取代臣服尊长的意识”，这是现代社会转变过程中必然产生的历史现象。然而面对尚未彻底破除的君权至上观念，以及一系列张勋复辟、康有为尊崇孔教的闹剧，知识分子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伦理道德并未受到经济和政治变革的触动，尊孔尚儒仍是传统文化中道德的化身。为此陈独秀撰文称：“今所讨论者……非但孔教可否定人宪法问题，乃孔教是否适宜于国民教育精神之根本问题。”在陈独秀、李大钊等看来，要实现国民思想“最后之觉悟”就必须向西方学习，发动一场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对传统文化的批判运动。
——摘编自邵常岁《新文化运动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董仲舒“三纲五常”学说提出的理论依据及现实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维护传统“三纲五常”学说的出发点及其所体现出来的政治思想的特点。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文化运动把批判矛头指向以儒家纲常伦理为核心的传统文化的历史必然性。
材料
上图所示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学界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超稳定结构"并处于"高水平停滞"时期，并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作者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准确概括作者观点，评析须态度鲜明、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
| 代表人物与西学态度 | 时间 |
| 林则徐提出为了改变军事技术的落后状态应该制炮造船的意见；亲自主持并组织翻译班子，翻译外国书刊；为了了解西方的地理、历史、政治，较为系统的介绍世界各国的情况，组织人翻译了英国人慕瑞的《世界地理大全》，编为《四洲志》；适应当时对敌斗争和对外交涉的需要，着人迅速编译了《国际法》 | 19世纪40-50年代 |
| 鸦片战争时期魏源编写了《海国图志》，对强国御侮之路作了比较深入的探索。他特别强调发展中国近代工业，主张“不必仰赖于外夷”，但应“尽得西洋之长技，为中国之长技” | |
| 张之洞在《劝学篇》中将“中国史事、本朝政论”称为“中学经济”，将“西方各国政治、兵制、学校、财赋、商务”统称“西学经济”；明确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 | 19世纪60-90年代 |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提取近代历史人物的一项或几项信息，并对其信息进行评析。
材料
 保存于英国赫里福德教堂的《世界地图》，创作于1300年 |  1507年德国地理学家瓦尔德泽米勒绘制的《世界地图》 |
赫里福德《世界地图》被称为“历史”。其顶端是圣经中耶稣复活和审判的整个场景。世界被分为欧洲（地图左下方）亚洲（上方）非洲（右下方）三个部分。以东为上位，中央是耶路撒冷，耶稣受难的画面被绘在城市上方，圣城用圆形的城墙表示，很像一个巨大的神学齿轮。越往地图上方看，聚落分布得越稀疏，长相奇特的怪物和人像也开始渐渐出现。地图底部的一座岛屿矗立着两根圆柱——赫拉克勒斯之柱，标志着古代已知世界的最西端。
瓦尔德泽米勒自称《世界地图》为“宇宙学”——一种描述地与天的科学，他宣示受惠于托勒密（公元2世纪倡导地心说的希腊学者）的理论性、学术性地图和投影法，以及15世纪航海家制作的地图。地图以北为上，因为航海上采取了以北方为主要方向的罗盘方向。地图有清晰的海岸线和陆块、经纬线，顶端供奉的是托勒密和亚美利哥（首次确认美洲是新大陆的航海家）。地图右下角的图例上说“尽管许多古人热衷于测量世界的周长，但他们仍然对很多事情知之甚少；例如，以发现者的名字命名的亚美利加，曾经不为西方所知，现在已经知道是世界的第四部分”。
——摘编自（英）杰里·布罗顿《十二幅地图中的世界史》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上述两幅世界地图。
| A．抨击时政的信念 | B．爱国忧民的精神 | C．崇德尚贤的情怀 | D．趋时更新的追求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