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周的礼乐文化是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礼学是儒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儒家礼乐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独具特色的文化资源。“礼”是内容，“乐”是形式，周公制礼作乐，规定了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等，使贵贱有差、尊卑有别、长幼有序，实行所谓“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孔子认为“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礼”是治国的基本要素，礼乐的这种治国内涵被无数统治者沿袭采用。儒家认为，礼乐因人情而设，有节制性情、提升道德的作用；“礼”的和是“中和”，礼以和为贵，就是在尊重各个阶层权利的基础上，要求人尽自己的义务而达到和谐，这种思想在当代文化的建设中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摘编自刘丰《儒家礼乐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启迪》

材料二   文学、艺术在中国文化史上，发源甚早，但到唐宋之际，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出现了文化转型期。唐朝统治者对世家大族的压制，客观上使得文化的发展失去了家族的约束和保障，以传统的礼法之学渐渐崩溃，家族文化逐渐解体，文化垄断局面逐渐被打破：个人精神逐渐得到释放，民风渐变。到了宋朝及以后的时期，随着选官制度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文化逐步渗透到下层民众中。平民文学兴起，白话小说大量涌现，市民文艺广受欢迎。新的平民学者群体也不断壮大，他们到处讲学，儒家思想也呈现出一定的平民精神。

——摘编自蒋晓光《唐文化发展进程与唐宋文化转型的必然性》

材料一

关于自画像，《后汉书》中就有相关记载，但遗留下来的画迹极少。现存最早的自画像则是宋徽宗赵佶的《听琴图》，此画是以描绘具体事件为主的群像画。元代赵孟頫《自写小像图页》通过环境来烘托气氛表达主观感受的做法，在后世得到了极大的发展。明代波臣派曾鲸在继承粉彩染传统技法的同时，汲取西洋画的某些手法，形成立体感强的独特画法。大多数画家的立意构思都将“我”的因素融进大自然，用大自然中的一草一木表达自己的喜怒哀乐，这和传统哲学中“天人合一”的观念不无关系。

——摘编自刘爽《中国自画像的演变》等

材料二

中国古代女性在画作中对自我的表达极其有限，其写真附着于男权话语的审美观念，处于“被观看”的境遇中。19世纪末20世纪初期，中国各地纷纷开办女校，中国第一批接受现代美术科班教育的女性诞生。民国时期学习西洋美术，训练学生人物写生，自画像成为了当时女性表达自我、书写个人精神的一种图式。在近代女画家谱系中，郁风是以女杰形象出现在大众的视野中。郁风是三四十年代活跃于抗战救亡宣传战线上的战士，其自画像《风》通过对面部表情的细致刻画使人物富有冲击力和紧张感，表达了处于民族危机中画家本人所蕴含的革命热情和战斗精神。

——摘编自彭哲敏《近代中国女性自画像的形象建构与自我书写》

材料   《礼记·礼运篇》记载：“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孔子最早提出天下为公。随着时代的发展，天下为公的社会定位及围绕“公”的讨论和具体表述带有不同时代的特征。在早期的儒家思想家看来、为“公”是立君治国的理想状态。法家率先提出“公天下”，阐述了法律作为天下为公的手段的重要性。宋明理学更是把有关“公”的政治思维发挥到极致，天下为公、以民为先的思想在当时成为统治者维持统治的工具。17世纪，黄宗羲对天下为公做出了系统的论述，将天下为公视为君主得以存在的责任和义务，提出“有人者出，不以一己之利为利，而使天下受其利；不以一已之害为害，而使天下释其害”。君主是天下的公仆，要鞠躬尽瘁，承担天下兴亡的重任，否则将成为“天下之大害”。黄宗羲的天下为公解释真正具有了关心民众忧乐、为天下兴利除害的内涵。

——摘编自黄叶微《论“天下为公”思想的传统内涵与现实意义》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材料一   古代农书是我国丰富农业技术经验的总结，也是了解农业历史的重要资料。现存农书大约260种，在古代科技类书籍中名列前茅。以下为部分农书一览表

——摘编自胡道静《中国古代典籍十讲》等

材料二   《耕田》：“凡美田之法，绿豆为上，小豆、胡麻次之。悉皆五、六月中穙种，七月、八月犁稀杀之，为春谷田，则亩收十石，其美与蚕矢、熟类同。”说明豆类作物的轮作，起到了绿肥作用。《大小麦》：“冬雨雪止，以物辄菌麦上，掩其雪，勿令从风飞去。后雪，复如此。则麦耐旱，多实。”对降雪的利用，具有防旱保墒的作用。

——据《齐民要术》

材料三   《粪田之宜篇》：“相视其土之性类，以所宜粪而粪之，斯得其理矣。”主张针对不同土壤使用不同的肥料，以达到“地力常新壮”的目的，体现了“用类如用药”的思想。《善其根苗篇》：“今夫种谷，必先修治秧田……大抵秧田爱往来活水，怕冷浆死水……（水）浅深得宜乃善。”强调了秧田用水的重要性。

——据陈旉《农书》

材料一

维新变法运动失败后，流亡海外的梁启超因身处异域而对国家这一问题的思考就显得极为急迫。他在《论近世国民竞争之大势及中国前途》一文中清算了传统的“国家”观念，区别了“以国为一家私产之称”的“国家”与“以国为人民公产之称”的“国民”这两个概念。梁启超综论世界各国政体类型，认定君主立宪为“最良”：“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日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君主专制政体当然不可取，民主立宪政体因为“竞争太烈”，梁启超也不认同，于是他选择了改良型的君主立宪政体。在阐述国家观念的同时，梁启超还注意到与“国家”相关联的另一个词——民族。1901年，他在《清议报》上发表《中国史叙论》一文，在追溯中国民族历史演变时首次提出了“中国民族”这一概念。

材料二

作为革命家的孙中山从走上反清革命道路起，他的国家认同就是建立新的美国式的共和制国家。通过革命打造中央政府，揽天下英雄于联邦共和国之政府，这是孙中山选择共和的理由。孙中山在解释“恢复中华”和“建立民国”两项时，表达了新的国家观念——民族的国家以及国民的国家。很多革命党人抱着一民主义（民族主义）的目的投身革命，对“民权”不求甚解。孙中山着重对“民权”作出了解释：民权主义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如果不进行政治革命，即使将来民族革命成功，中国数千年来的君主专制政体也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能忍受的。民国初建，孙中山对革命时期具有“排满”性质的民族主义做了调整，提出“五族共和”。孙中山国家观的基石是民族国家、主权在民、五权分立。他的国家观对中国的国家制度从君主制向共和制的转型，对民国的国家建构起了主导作用。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欧阳哲生《近代国家观念之兴起——以孙中山国家观为中心的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