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保护本国工业，便先要有政治力量，自己能够来保护工业。中国现在受（不平等）条约的束缚……不但是不能保护本国工业，反要保护外国工业。……我们要解决民生问题，如果专从经济范围来着手，一定是解决不通的。要民生问题能够解决的通，便要先从政治上来着手，打破一切不平等的条约。

——孙中山《民生主义第四讲》

材料二   民生主义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最具特色的部分，是孙中山自始至终都看得最为重要的思想。……民生主义之所以占有如此突出的位置，首先是因为它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矛盾和要求。

——李泽厚《中国近代思想史论》

材料三   孙中山总是把自己的活动置于世界范围，从宏观角度去认识中国问题的“真解决”，适乎世界潮流的大趋势，摒弃“荒岛孤人”式的封闭，吸取国外的先进思想，而又立足于中国的国情一一走自己的路。……孙中山的革新开放主张和经济社会发展方案，今天依然具有借鉴作用。……孙中山研究具有持久普遍的社会意义。他的思想和实践获得了广泛的认同，涵盖了海峡两岸，成为振兴中华、统一祖国的旗帜。

——张磊、张苹《孙中山传》

北京大学的前世今生北京大学创办于1898年，初名京师大学堂，是中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也是当时中国最高教育行政机关。

材料一   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款，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材料二   1937年，国民政府教育部命原处平津两地的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组成长沙临时大学，1938年1月，教育部下令长沙临时大学迁往昆明，组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八年间，西南联大共培养出8000多名学生，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一共达到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除了担任翻译外，联大学生还参加了远征军和空军。数百健儿血洒长空和缅北丛林。师生们办起了大批中学，参与了西部少数民族调查和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整理工作，并直接参加了云南的经济建设，如创建恒通酒精厂和利滇化工厂等。

——上述材料均摘编自《知中·西南联大的遗产》

材料三   北京大学的蓬勃发展

——以上均摘编自北京大学官方网站《北大概况》

材料一   由于西方列强的入侵，泱泱文明古国面临着亡国的危险，中华民族陷入苦难的深渊。中国的生路在哪里？中国的光明在哪里？中国人民在抗争，仁人志士在求索。黑暗中，产生了一位杰出的民族英雄，他就是孙中山。

材料二   毛泽东的最大功绩在于领导中国人民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最大愿望在于使中华民族实现伟大的复兴，毛泽东的最大贡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运用和发展。

材料三   邓小平作为中国共产党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核心，继承和发展了毛泽东思想，从而形成了邓小平理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回答了在中国这样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

材料一   关于瘟疫传播的原因，在秦以前，大都认为是鬼神作祟，所以用傩逐疫。东汉张仲景认为气候不正常是疫病传播的原因，即“瘴气说”。隋代医学家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中第一次明确提出“疫”具有传染性。明末医学家吴又可亲自参与了崇祯年间的疫病救治，指出瘟疫是由天地间的“杂气、异气、疠气”所致，不同的气导致的疾病不同，认识到传染病有空气传播和接触传播两条途径。中医也提出一些防治瘟疫的经验方法，例如，在大寒大湿之年要小心瘟疫，防止戾气从口鼻而入，隔离病患，服用疏利祛邪的药物等。

——摘编自李今庸《中国古代对疫病的认识与防治》

材料二   19世纪上半叶，英国在工业化和城市化迅猛发展进程中，一系列公共卫生问题日益显现。公众对公共卫生问题的关注度逐渐增加，加之霍乱等瘟疫的频繁爆发，推动了政府干预公共卫生。30年代，英国出现政府干预控制疫情的迹象。从1841年开始，英国政府免费实施疫苗接种。1848年《公众健康法》是英国第一次从国家层面通过立法干预公共卫生，明确了国家和政府在维护公共健康中的职责和作用。1865年，开始着手组建以实验室为主的研究体系，该研究着眼于疾病病因理论和化学原理。为了规范防疫制度，1867年制定《防疫法》。这种科学的预防与控制疾病，推动英国公共卫生朝着科学化和现代化的方向发展。

——摘编自赵玉兰、吴俊《英国公共卫生运动的领导者：约翰·西蒙》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开展了大规模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工作，各大城市组织了大规模的卫生防疫宣传和环境卫生工程建设。同时，清除城市垃圾，消灭病媒昆虫，改善环境卫生。在预防肠胃系统传染病的饮水卫生、城市饮食卫生管理等方面，各地也做了不少工作。1951年9月7日，时任卫生部副部长的贺诚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称：经过21个月的艰苦工作，全国范围内历史上的疫区、少数民族地区、国防前线、政治中心、交通要道及经济命脉等，各种疫病发病人数大大减少。

——摘编自李洪河《建国初期的城市公共卫生治理述论》

材料一 中国医学界并无明显的中西医界限，中西医之间表面上相安无事，然而，由于西医势力逐渐扩大，医界过分抨击中医之弊，一些中医人士倍感中医地位受到威胁，起而反击。尤其是甲午战争以后，中国医学界的变革深受近代日本医学思潮的影响。在医学领域追随废除汉医、全盘西化的道路，留日归来中国学人把日本的医学理念带回中国，成为传播西医，废弃中医的骨干力量。民国伊始，政府摒弃中国传统医学于新式医疗制度之外，以西方医疗卫生体制为范本，重构国家医疗卫生制度，曾两次掀起巨大的“消灭中医”“废止中医”的巨浪，出现了影响深远的近代中西医之争。

——摘编自郝先中《清代中医界对西洋医学的认知与回应》

材料二 在中西医之争上，西医界称中医为旧医，称自己是新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是“新旧之争”、先进与落后之争，试图通过这样的话语定位分清自己和中医的地位；中医界称自己为国医，称西医为西医，将中西医之争视为“中西之争”，试图与民族国家建构联系，占有一定的政治话语力量。

——摘编自姜连望等《从话语权的争夺透视近代中西医之争》

材料三 1929年及其以后的中医废除之争，并没有在根本上改变中国医学界的二元格局。中医界虽然屡屡遭到打压，但还是顽强地生存下去。西医虽然把持国家卫生行政且拥有中医无法比拟的学术地位，但也无法让中医全军覆没。这次斗争对中医药界来说既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经历，又为其自身的生存发展迎来了契机。其留下的影响是永恒的，可从两个方面来总结：其一，抗争与发展是近代中医药界两大主线，抗争中建立了团结，改变了原来中医界的内部关系和职业精神；其二，废止中医之争促发了中医界的紧迫感，经受了血与火的洗礼，中医界不得不谋求自身的革新与改良，自觉进行科学化的尝试，逐渐走上科学化的道路，或许可以说，废止风波最终为中医药界带来了一场真正意义的胜利。

——摘编自部先中《近代中医废存之争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