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中国古代科技体系奠基于春秋战国时期，形成于儒学开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干的汉代。儒家经典中包含了传富的自然知识、科技知识，其至包含像《尚书·禹贡》《礼记·月令》《周礼·考工记》这样的科技著作。明清之际、不少儒家学者以及科学家以积极的态度，学习和研究西方科技。徐光启把西方科技纳入理学“格物致知”的框架；方以智主张学习西方科技，形成“西学中源”思想；以著录儒家经典以及儒家学者著作为主的《四库全书》也收入了西方科学著作。然而，儒家学者对于西方科技的学习和研究，其目的在于把西方科技纳入儒学的统摄之下，把科技理解为手段和工具，科技实际上仍没有获得真正的独立。

——摘编自乐爱国《论儒学对古代科技作用的双重性》

材料一   唐甄和卢梭的平等思想折射出17、18 世纪中西方社会发展的共同追求，以及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所形成的巨大差异。对旧的专制制度的反叛，同情人民的疾苦，追求社会平等是他们理论的相似之处。唐甄的思想主要是以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为基础的政治改良，而卢梭的思想则是近代民主政治的理论先锋。明清之际的中国仍然是自然经济为主，而欧洲资本主义商品经济蓬勃发展，市民经济繁荣兴盛。唐甄仍然主张君主政体和官僚政治体制，以“人治”为主，而卢梭主张民主共和制，主权在民，依法治国。唐甄主张君民平等，庶民议政，但却从没有将主权交给人民的观念；而西方启蒙思想则强调“天赋人权”，要实现个人的自由、平等。因此，唐甄的平等思想是不彻底的、不完备的、没有形成理论体系的。

——摘编自武霞、赵毅《唐甄与卢梭平等思想比较分析》

材料二   康有为既是政治家，又是维新思想的倡导者。因为有着浓厚的传统文化背景，他擅长运用传统文化去解释西方近代文化，如“公羊三世说”即是明证。康有为把“公羊三世”比附为君主、君民共主、民主三种制度，其实质在于肯定人类社会的历史是向前进化的，由低级阶段进到高级阶段；封建专制制度必然要灭亡，它将逐步变为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再进化变为资产阶民主制度。“公羊三世说”不但批判了封建专制统治的“天不变”的观念，同时也否定了维护封建统治的“道亦不变”的理论教条，为资产阶级的变法维新扫除了思想障碍。

——摘编自张婷婷《中国近代维新派启蒙思想研究》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   当主流的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它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思想，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可是，与此相对照的是，过去作为边缘的佛教、道教，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最富于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外来生活方式，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新鲜、最奉行的时尚。—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明清换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坼的巨大变化。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学人不断总结明亡的教训，探索天下治乱的根源。他们一反晚明浮夸空谈的学风，强调“实践”“实行”“实功”“实事”，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祛空谈而求征实，把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各个领域，举凡天文、地理、经史、典制、吏治、河漕、兵工、民俗乃至文字、音韵无不精研深究。

——李治亭《清史》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材料一     明清时期，作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最后阶段，文人画获得了突出发展，几乎占了画坛的绝对统治地位，又对今天的“中国画”产生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中国诗、书、画、印的关系，有外在的，还有内在的。文人画强调抒发主观情绪，不趋附大众审美要求，借绘画以示高雅，表现闲情逸趣，强调人品画品统一。文人画要求画家要有诗的修养，书法的修养，还要有篆刻的修养。中国画之所以与世界上其他民族的绘画不同，这是十分重要的一个方面。文人画的出现，可以说在中国绘画史上创造了一个新的时代，起了质的变化，它不仅仅有“成教化、助人伦”的作用，还起到陶冶人性情的作用，审美的范围也扩展了。

——据林木著《明清文人画》等

材料二所谓文艺复兴，就是“重加革新”这个意思，也就是说笼罩在中世纪阴郁沉滞的气氛中的社会，重新呈现出面目一新的景象。所谓商人是具有自由精神的人。王公贵族和骑士注重规律、节制和服从，而商人市民则注重自由竞争。他们富有进取精神，是活跃的，而且喜欢变化。在中世纪，不论宗教、道德，还是艺术，都是保守、严格、贫乏的。到十四世纪以后，一种明朗欢快的气氛来到了。绘画也一样，在商人们的自由主义中产生的新艺术，构图富于变化，色彩明朗，线条生动活泼，只有这样，才能受到市民的欢迎。画家们只要是画了非常出色的画，就可以压倒别的画家，而且遵循自己个性的人作起画来更能得心应手。他们有意无意地开始注重个性和独创，因为自由竞争，画家也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绘画朝着商品化，个性化方向发展。

——据(日)相良德二著《西洋绘画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