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中国古代的封建贵族领主政治瓦解之后，封建贵族士大夫所承担的以“君子”治国的“礼治”传统，在帝国时代依然是影响政治的要素之一。士大夫不是那种作为君主之权力工具的单纯的官僚，他们横亘于君主与庶民之间，维系着相对独立的“道统”，并构成了以独特机制约束政统的分力。“礼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模式，也是一种文化和文明的模式，在其中贯注了中国古代哲人的整体社会理想，贯注了先民对人类生活状态的独特理解与追求。
——摘编自阎步克《士大夫政治演生史稿》
材料二中国古代士大夫的价值支点是对于政治权力和政治责任的认同，“政治性”和政治利益成为他们的首选。于是，入仕为臣、光宗耀祖和青史留名被他们视为最精彩的人生设计，介入体制并得到体制的肯认和评价，是其自身存在价值的最具权威性的认定。因此，在中国传统社会里，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他们的思维再也离不开对于君主政治体制的认同，“三月无君，惶惶如也”，离开政治他们将“无所措手足矣”。
——摘编自葛荃《论中国传统“士人精神”的现代转换》
材料三在鸦片战争后的中西冲突中，最早提出通过变革以求生存、求自强的，是士大夫阶层。他们虽从传统社会母体中诞生、成长，但并非完全墨守成规，大多数能知耻后勇、自我革新。他们主张在儒学本位的基础上参酌西方文明的优长，形成“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格局，最终构建中西共存共融的文明系统。
——摘编自任聪颖《试论士大夫精神的发展及其特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古代中国士大夫与“礼治”的关系。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士大夫“站到了政治的中心地带”的主要途径。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士大夫阶层提出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思想。
材料 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丰富而深刻。他提出“利在于民，犹在国”的原则，强调“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民得其利则财源通”。他还主张，对手工制造业、矿冶业和商业等行业，封建国家应“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他还指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认为应通过尊重人的本性来管理经济。他主张要“藏富于民”，指出“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财政分配应兼顾中央和地方，要使“州郡有余”。发展社会经济要“与天下同利”，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彩。
——摘编自田泽滨《顾炎武经济思想简论》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主要经济思想。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炎武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中国学者对西方文明及传统文化所持的不同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马克思主义对中华文化复兴的重要意义。
材料一
图一 中国与西方科学发展示意图（A：西方B：中国）
图二 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水平增长曲线
注：图一选自李约瑟《世界科学的演进》，图二选自金观涛等《文化背景与科学技术结构的演变》
材料二 在延续2000多年的中国封建社会中，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一直是社会生产的基础与主体，它对科学技术能提供的经验往往是片断而零星的，不可能有其系统性，这样，在这个基础上进行的科学抽象当然多数也就只能是经验性的；同时在这样的社会生产条件下，为科学实验与观测所提供的仪器设备，总的讲也必然是既有限又简陋的，这就使人们对自然现象的观测受到限制，对其本质的揭示只能停留在描述阶段，或者在理论上给予某些定性的说明，或者作出些天才的猜测。而这种情况，与着眼于实用要求，特别关注工艺技巧与可操作性是密切相关的……就科学技术的总体而言，由于历史的局限性与社会条件的制约，仍然只能说是停留在定性描述为主的经验科学阶段。
——摘编自袁运开《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发展历史概貌及其特征》
材料三 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既是“西学东渐”的产物，又是中国社会内力与外力双重作用的一种历史自觉。在西方科学技术的引进过程中，尽管道路曲折艰难，但毕竟科学开始在中国植根，并产生连锁反应，其影响深远。随着科学技术的应用所带来的实效，学习西方技术从被动变为主动，从自发变为自觉……科学技术已成为推动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一股不可低估的力量。
——摘编自王斌、周育平《近代西方科技的引进与中国社会变迁》
材料四 在怀特海看来，欧洲近代科学革命的产生根源于科学思想的突破，进而推动科学与技术的新进展。然而在中国……中国首先接触到西方近代器物层面的科学成就，比如世界地图、望远镜等；进而发展到对科学发展的制度保证的探讨，试图改革社会制度，然而变革制度的尝试从维新运动开始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经历了半个世纪的艰苦努力而得以确立；制度探索屡遭挫折的同时，思想家与科学家们兴起了新文化运动，力图从文化的层面奠定适合近代科学传播即科学本土化的文化环境。
——摘编自谢清果《中国近代科技传播史》
材料五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在革命、建设、改革各个历史时期，我们党都高度重视科技事业。从革命时期高度重视知识分子工作，到新中国成立后吹响“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到改革开放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论断；从进入新世纪深入实施知识创新工程、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不断完善国家创新体系、建设创新型国家，到党的十八大后提出创新是第一动力、全面实施创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科技事业在党和人民事业中始终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发挥了十分重要的战略作用。
2016年我们召开了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2018年我们召开了两院院士大会。几年来，在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在全国科技界和社会各界共同努力下，我国科技实力正在从量的积累迈向质的飞跃、从点的突破迈向系统能力提升，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
——摘编自《习近平：在中国科学院第二十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五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科技的特点，并指出图一中A线反超B线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三、四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发展的影响。
(3)根据材料五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至少两项当前中国“科技创新取得新的历史性成就”，并说明取得这些成就的原因。
(4)综合上述材料，简要谈谈你对当今中国科技发展的认识。
材料 晚清时期的郭刘之辩光绪元年（1875年），清政府向各方征集兴办洋务“求强”的意见、方法与谋略。时任地方官员的郭嵩焘积极响应，把自己的主张和观点写成《条陈海防事宜》上奏，同时把奏折给同僚刘锡鸿看，请他评论。刘锡鸿也把此事记录了下来。
嵩焘窃谓西洋立国有本有末，其本在朝廷政策，其末在商贾。造船、制器，相辅以益其强，又末中一节也。故先欲通商贾之气…（洋人）以保护商贾为心，故能资商贾之力以养兵…盖洋人皆有保护商贾之心，而于地方官多所捍格，此即因其意所向利导之者也。（西方各国的轮船、铁路等，主要是商人制造，经济实力在商人而不在国主，政策起着调控作用）是以国家大政，商贾无不与闻者。——郭嵩焘《条议海防事宜》折洋人之商贾与闻政，官商相保卫，资商力以养兵，非其法较中国为善也，情形迥不侔也。洋人所谓国主，无异乡里中之首事；所谓官，无异乡里中之富室大家。国主由公众举，畀以一定分禄，承办一国之事，而不能专断其事，遇事则集富室大家及一国之众而公议之。…中国天下为家，已更数千载，政令统于一尊，财富归诸一人，尊卑贵贱体制殊严，士农工商品流各派。涣汗（帝王的圣旨、号令）颁而八方罔不承听，矧（况且）其在逐末之人何得妄参国是…夷狄之道未可施诸中国也。中国制治必须朝廷操利权。利不足操朝廷之权，然后可冀效诚于商贾；使富商大贾视官宦如帝天，偶一盼睐便可以为至荣极宠，斯匍匐以献其财力而惟恐不纳矣。
——刘锡鸿《论时事书偶笔》
(1)比较两人的观点，其具体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综合上述材料，从作者视角和史料价值的角度，你如何看待郭刘之辩。
材料 南宋郑樵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套较为科学的动植物志及图谱的编写原则和方法，其中包括：重视动植物名称的研究，要“深究鸟兽草木之名”“得鸟兽草木之真”，并以实物为准，做到名副其实；主张深入实地观察和采访。“不问飞潜动植”，都要“明其品汇”“通鸟兽之性状，察草木之精神”；明确“图”与“说”的区别及其相互关系，“图，经也；书，纬也”，并指出“虫鱼之形，草木之状，非图无以别”，特别强调图例对研究动植物的重要性；凡著书虽采前人之书，但不囿于汉唐诸儒议论，必须“本乎心识”“自有所得”等。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郑樵在动植学上能够取得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述郑樵的动植学成就。
材料一 嬴政建立统一国家后，把战国时期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中央集权制度加以系统化、完善化，并推行于全国。这一制度主要有三个环节构成。一是建立国家元首制度，称“皇帝”；二是成立中央政府机构……以协助皇帝领导全国军政事务；三是建立地方行政制度。此制的实行开创了此后两千多年历代王朝统治的基本模式。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二 汉代的制度是由董仲舒设计的一套相当清楚的察举制，将过去不是很制度化的人才选拔方式，落实为定期由地方官员选择当地优秀人才送到中央，在中央实习种种政务，然后再派到各处去工作。这样一个察举制度，使得中央和地方一直不断地有人力资源的流转，把地方讯息无时不经过这些实习人员带到中央。
材料三 (汉武帝)继位之初接受董仲舒的建议，又于第五年设置五经博士，启用好儒术的田蚡为相。田蚡把博士中不治儒学的人一律开除，招聘数百名儒生补充进来……到了西汉末期，超过三万名儒生进入皇家学术机构。
——改编自任世江：《高中历史必修课程专题解析》
材料四 2000多年前，亚欧大陆上勤劳勇敢的人民，探索出多条连接亚欧非几大文明的贸易和人文交流通路，后人将其统称为“丝绸之路”……是促进沿线各国繁荣发展的重要纽带，是东西方交流合作的象征，是世界各国共有的历史文化遗产。
——《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1)依据材料一，概括指出秦朝中央集权制度的三个主要环节。秦朝统一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有何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董仲舒的贡献并分析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列举汉武帝提升儒学地位的措施，并简述这些措施对中国“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局面的影响。
(4)根据材料四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今“丝绸之路”的主要作用。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于敏，中国著名的核物理学家，中国核武器事业重要奠基人之一。1951年进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工作从事原子核理论研究。1959年，在成都主办我国第一个原子核物理培训班，出版了我国第一部原子核理论专著《原子核理论讲义》，为国家培养亟需的原子核理论科研人才。1961年于敏临危受命，从原子核理论研究转到氢弹理论研究。此时新中国的氢弹研究“一篇空白”，在1965年于敏找到突破氢弹的技术途径，形成了从原理到结构基本完整的中国氢弹理论设计方案。1967年氢弹爆炸成功。根据国家需要，于敏相继突破了核武器小型化、中子弹技术。1986年起草《关于中国核武器发展的建议书》，将我国核试验推进到实验室模拟水平，真正稳固了我国的国际地位。2019年，于敏获“共和国勋章”称号。
——摘编自《于敏：献身于中国氢弹事业的核物理学家》等
(1)根据材料，概括于敏对中国核事业的主要贡献。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于敏取得成功的原因。
材料一 汤显祖（1550-1616）生活在明朝晚期。少年时代的汤显祖深受儒道思想影响，“家君恒督我以儒检，大父辄要我以仙游”。1583年汤显祖中进士，1591年因抨击朝政，被贬浙江遂昌知县，一任五年，政绩斐然。汤显祖的剧作多作于为官闲暇时间，1598年完成杰作《牡丹亭》后，终因触怒权贵而愤然辞官，回到故乡江西临川。汤显祖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以戏曲成就为最。《牡丹亭》与《紫钗记》歌颂爱情，是儿女风情戏，《南柯记》与《邯郸记》针砭时弊，为社会风情剧，四剧皆有梦境，合称“临川四梦”。市井百姓、文人学者无不赞其“技出天纵、匪由人造。”“《牡丹亭梦》一出，家传户诵。”
——摘编自徐朔方《汤显祖年谱》
材料二 莎士比亚（1564-1616）出生于英国中部的市民家庭，为谋生步入剧坛。作为职业戏剧创作者，莎士比亚戏剧深受古希腊戏剧理论和文艺复兴作品影响。他一生与戏剧、剧团、剧场密不可分，一共完成了37部剧作，以独特的方式在舞台再现了新兴市民阶级的生活理想和价值观。1588年英国海军打败西班牙“无敌舰队”，英国民族自信空前高涨，为了使剧本剧情更加贴近16世纪的英格兰市民社会，莎士比亚努力摆脱古典戏剧的束缚，自由剪裁拼合人物，插入各种细节，比如苏格兰的五步舞，下半身套着灯笼裤的德国人。莎士比亚在贵族与平民、古典传统与现代民众等方面找到了新的平衡，实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
——摘编自李伟民《中西文化语境里的莎士比亚》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作品的异同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说明汤显祖与莎士比亚戏剧创作的时代背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