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933年7月，《申报月刊》出版创刊周年纪念特大号，刊载“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编者指出，“国民经济程度，低落到大部分人罹于半饥饿的惨状，对外防卫的实力，微弱到失地四省、莫展一筹的地步；而大家对此宿题，却都好像淡焉若忘，不加深究”。“特辑”明确规定讨论的重点问题：（一）中国现代化的困难和保障是什么？要促进中国现代化，需要哪些先决条件？（二）中国现代化当采取哪种方式，个人主义的或社会主义的？外国资本所促成的现代化，或国民资本所自发的现代化？实现步骤怎样？
在讨论文章中，杨幸之等人认为，社会主义能够克服资本主义的弊端，要实现现代化，需要效仿苏联的社会主义。也有人主张采取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相结合的方式实现现代化，张素民提出发展受节制的资本主义，在大规模推进工业化的同时，对私人企业进行节制。“中国现代化问题特辑”引发了社会对现代化的持续关注。《东方杂志》《独立评论》等刊物也刊发了相关文章，其中不乏对苏联社会主义和“一五计划”的介绍。
——摘编自耿凡《八十九年前有关“中国现代化”的一次讨论》
材料二 1954年，我们党首次提出了以工业、农业、交通运输业和国防为主要内容的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1964年在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作为四个现代化的内容明确下来。1979年，邓小平首次把四个现代化表述为“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邓小平在党的十二大上指出：“我们的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此后，我们制定了到21世纪中叶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战略。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必须坚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是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
——摘编自牛先锋《从四个维度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次讨论的国际背景并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中国共产党如何解决了“中国现代化”大讨论提出的先决条件和方式问题，并进一步概括新中国成立以来对现代化探索的特点。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
(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1)据材料概括黄宗羲的学行表现，指出当地人了解其学行的途径。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地方官倡导纪念黄宗羲的动机及其时代背景。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1)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蔡元培反对祭孔的理由。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国民政府从反对祀孔到恢复祀孔的原因并简析上海市纪念孔子的时代价值
材料 1902年，爱因斯坦成为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员，他将这份工作视为“一种真正的幸福”，因为他不用为生活而操心，可以在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自己所爱好的问题。经历了十余年的刻苦钻研，爱因斯坦终于在34岁时被遴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成为名副其实的物理学权威。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技术应造福于人类。1914年8月，正当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公开声明“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机民族的生存”。此后，爱因斯坦从不因权威身份与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向一切黑暗势力与不合理现象进行公开顽强的斗争，从而成为在科学技术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同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人。
——摘编自朱亚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超越物理智慧的爱因斯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如识，简述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2)根据材料，概括爱因斯坦在成名前后立身处世风格的变化及其秉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16世纪开始，古登堡的印刷技术及大型印刷机被很好地用于出版行业，（欧洲）印刷品的外形开始摆脱之前的手稿或手抄本外形，印刷品的出版数量相比之前急剧提高。印刷出版行业在这一时期已经遍及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巴黎、威尼斯和里昂是当时欧洲的出版中心。出版行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阶层，出于商业性的考虑，商人需要加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他们受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驱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拓宽印刷书籍的销售市场，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证。不论是出于完全的经济目的还是怀抱宗教或政治理想，印刷商都亲历了宗教改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运动，而他们的出版行为，更使其第一次真正获得了上至国王、下至普通民众的重视。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摘编自张炜《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印刷术陆续传入我国，经不断改进，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报纸、杂志、近代新型教科书和连环画等大量出版。1879年，点石斋印书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家私人出版企业的出现。此后，近代性质的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在晚清经史子集出版以后，西方思想文化开始以图书（主要是译作）为载体，大量涌入中国，同时，晚清中国的图书典籍也被大量翻译成外文，广泛流入英、法、德、俄、日等国。
——摘编自肖东发、杨虎主编《中国出版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推动16世纪欧洲出版行业发展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晚清中国出版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日本研究“热”。驻日参赞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康有为编著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20世纪30年代，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李宗武《明治维新》、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等专著出版；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日本研究新成果，发表在《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蒋百里出版的《日本人》对日本评论贬多于褒。这些学者多有在日本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宋有成《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1)据材料，概括两次日本研究“热”的异同。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两次日本研究“热”存在异同的原因。
材料一 1950年，我从山西农村来到上海，进入一个公私合营的小厂当工人，以忘我的劳动精神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生产建设中，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并在1954年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也就是在那一年，由于我读过小学，有一定文化基础，经过严格选拔考试，我进入了上海市工农速成学校。进入“速成中学”的学生年龄偏大，学习基础较差，需要加倍努力克服许多困难才能完成艰巨的学习任务。我一直默默坚持着，常常在教室学习到很晚。1958年，从“速成中学”毕业时，我作为优秀毕业生经组织推荐直接进入大学接受教育。班主任找我谈话说，北京大学等几所大学都有意录取你，这些院校对学习成绩、政治条件等方面要求都很高。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北京大学。
——摘编自解义荣《难忘“上海工农速成中学”》
材料二 将工农出身的干部、优秀产业工人、劳动模范培养成工农知识分子，是党和国家人才计划的重要方针政策、时代的必然产物。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受到了工农阶层的热烈响应，一批渴望知识的工农学员在这里学习文化，进入高等学校深造是他们学习的强大动力，学员们拼命学习、提升政治素养，夜以继日地补充知识。工农速成中学改变了这些工农学员的人生轨迹，“农民的儿子上大学”成为了可能；一些没有进入高等院校深造的学生，在工作中也感受到了知识的作用。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既是一项文化政策，从本质上更是一项政治政策的落实。从1951年到1955年这5年中培养了数万名工农干部和产业工人，走进大学的工农学员，也完成了工农知识分子的蜕变，增加了高等院校的工农成份。
——摘编自龚晓蕾《建国初期工农知识分子的塑造与形成》
(1)据材料概括“工农速成中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创办的时代背景。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工农速成中学”的创办。
材料一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笞、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海外子女的书信往来频繁。他常问孩子“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不知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他还告诫孩子“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毕竟“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并提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摘编自陈岚《＜梁启超家书＞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家训的特点。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新思想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孟德斯鸠认可中国的孝道“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陈独秀等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也是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无知”、 “落后”的一群，自命为“先知先觉”者。启蒙思想家讨论了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制、法律，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权原则和立法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
——摘编自陈国清《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
(1)据材料一，指出伏尔泰、孟德斯鸠对中国传统文化“为我所用”的表现，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启蒙思想家推崇中国文化的背景。
(2)据材料一、二，说明新文化运动与启蒙运动的不同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