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曾亦知瓜分之原因乎?政府无振作也,人民不奋发也。政府若有振作,则强横如俄罗斯,残暴如土耳其,外人不敢侧目也。......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广东之新安县、广州湾已然之事也,倘无满清之政府为之助纣为虑,吾民犹得便宜行事,可以将一死购吾之桑梓。彼外国加吾民之不易与,不能垂手而得吾尺寸之地,则彼虽贪欲无厌,，犹有戒心也。今有满清政府为之鹰犬,则彼外国者欲取我土地,有予取予携之便矣。故欲免瓜分,非先倒满洲政府,别无挽救之法也。

——孙中山1904年《驳保皇报书》

材料二     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革命,在今日非常紧要。诚以中国四万万人析之,居政界者,多不过五万人,居军界者,多不过百万人,余皆普通人民。是着眼于人数,已党社会事业万万不可办。未统一以前,政事军事皆极重要。而统一以后,重心又移到社会问题。前者乃牺牲自由之事,后者乃扩张自由之事,二者并行不悖。

——孙中山1912年4月10日在湖北的演说

材料一　与西方相比，中国古代的国家哲学则更加伦理化，连上天都被中国圣哲赋予人格意志。宋代“二程”——程颢、程颐创立了“性即理”的理学唯心主义国家哲学，认为人们内心本来就具有一切事物之理，具有封建伦理纲常，要求人们“去人欲”，维护和身体力行三纲五常，不要犯上作乱，才能“存天理”。之后，朱熹构建的以儒学纲常名教为核心的庞大唯心主义国家哲学体系更加理论化、系统化，其地位几近孔子。继宋之后，元、明、清三代统治者把发挥孔孟之道的宋代程朱理学钦定为国家哲学。

——摘编自于今《国家哲学与社会主义国家哲学的理论概述》

材料二　《论法的精神》是一部政治哲学著作，而不是一部纯粹意义上的法律书。作为西方政治学的一部经典，它在当时思想所能及的范围内，细致地讨论了自由、民主、平等的问题。孟德斯鸠最大的历史贡献在于其对政府架构的思考。在《论法的精神》里，孟德斯鸠延续英国先贤洛克的观念，归纳出“三权分立”的治理格局。其理论特点在于，治理国家的三个权力部门形成一个稳定的“三角形”，似乎能够支撑起一个稳定的平面；立法、司法、行政之间恰似“石头、剪子、布”一样相生相克，分权制衡，应该能够很好地治理一个社会（国家，或者国家之下的行政单位）。

——摘编自何志鹏《孟德斯鸠与〈论法的精神〉》

材料一   1662年英格兰议会通过“一致法令”规定将不信国教的教师和学生排除出大学，如牛津大学。1689年又通过“宽容法令”允许不信国教的新教徒建立自己的学院，提供范围更广的课程，如现代语言、历史学、地理学和化学等。瓦林顿、北安普顿和哈基内等学院在启蒙新思想的发展和传播上超过了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

——摘编自孙瑜《大学与18世纪的启蒙运动》

材料二   巴黎大学自1638年起，就不给新教徒颁发学位证书并极力对抗和扼杀进步思想。在启蒙运动时期更是顽固地抵制新思想的渗入：17世纪下半叶，禁止使用笛卡尔的著作；宣布卢梭的《爱弥儿》为禁书。……法国在18世纪有20所左右发展比较充分的大学，但只有蒙彼里埃一所大学在启蒙运动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它是“生机论”的主要中心，它促成了生命科学在18世纪后半期的转变。

——摘编自高九江《启蒙推动下的欧洲文明》

材料一 “物”在朱熹的哲学体系中指一切事物,凡天地之间,眼前所接之事,皆是物。圣人只说“格物”二字,便是要人就事物上理会。且自一念之微,以至事事物物,若静若动,凡居处饮食言语,无不是事。”他说:“盖天下之事皆谓之物,而物之所在莫不有理,且如草木禽兽,虽是至微至贱,亦皆有理。”

——摘编自刘畅《朱熹生态伦理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王守仁把“心”上升到“与物无对”的唯一“主宰”地位,“心者,天地万物之主也”,声称“理”“物”只是“心”所本有,有是心才有是理,“夫物理不外于吾心,外吾心而求物理,无物理矣”。“良知即是天理”,“良知之外,更无知;致知之外,更无学。外良知以求知者,邪妄之知矣;外致知以为学者,异端之学矣”。王守仁讲:“所谓致知格物者,致吾心之良知于事事物物也。吾心之良知,即所谓天理也。致吾心良知之天理于事事物物,则事事物物皆得其理矣。致吾心之良知者,致知也。事事物物皆得其理者,格物也。是合心与理而为一者也。”他认为,“良知”是知行的本体,知行是复那本体的“功夫”。

——摘编自周立升《良知的实现从本体视角评王守仁的“良知”论》

材料一   中国古代医学具有独特的医疗原则，体现了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特点。唐代名医孙思邈指出，名利思想是“医人之膏肓也”。如果行医以敛财为目的，那应该是“人所共耻”；他认为，医者要把人的生命价值看做是医学的出发点和归宿，医者必须“无欲无求”、“志存救济”；对病人都要一视同仁，“有疾厄来求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chi相貌丑陋），怨亲善友，华夷智愚”。《黄帝内经》提出“不治已病，治未病”的观点，喻示要防病于未然。中国古代医学主张人是自然的人，又是社会的人，影响健康的既有生物因素，又有社会和心理的因素，要从人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去理解人的健康和疾病。

——摘编自张岂之主编《中国传统文化》

材料二   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环境污染、人口爆炸、能源危机、粮食短缺、毒品泛滥、传染病横行、恐怖组织活动猖獗等问题日益突出。人类处于普受关注的可持续发展问题的中心。他们有权过一种与自然相和谐的健康而富有成效的生活。……和平、发展和保护环境是互相依存和密不可分的。

材料一   宋代蒙学（小学）有常年开课的私塾、义学、家塾等。私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教授，规模较小，学生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教师以学生所交的少量现金或财物作为办学费用，塾师的生活往往相当艰难，时常无下锅之米，但这些教书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为提高宋人的文化素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家塾是官宦世家或富裕之家聘请老师教育其家族子弟的私学，如陆九渊、吕祖谦等人，都设有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宋代蒙学以识字、习文为主，同时也进行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由于蒙学设置相当普遍，城镇乡村处处都能听到琅琅读书声，这对培养儿童道德素质和增长知识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贡献。

——游彪《新编中国史：宋史》

材料二   19世纪初，英国政府首次颁布了有关教育的法令，要求工厂学徒和手工业学徒学习读、写、算的基本知识。由于工厂主和业主担负学习费用，当时的英国学校教育事业属于私人，国家并不参与，所以在19世纪初，英国学校数目很少。1870年，国会正式颁布《初等教育法》，这项法令的核心内容是实行义务教育，它要求6至13岁的孩子必须入学且他们所学习的内容必须是世俗化的。

——杨勇《近代英国教育发展滞后的原因及启示》

材料一   宋代自立国之始，就为外患所困扰，长期与辽、西夏、金等游牧民族政权相对峙。……

（这些少数民族势力）对宋人世界的长期包围与轮番撞击，产生了双重文化效应。一方面，北宋人因被动挨打而生的忧患，南宋人因国破家亡而生的忧患，渗透于宋文化的各个层面……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市民阶层对通俗文化的需求增强，因科举废行而入士无门的下层知识分子的介入，以及戏剧自身的发展，促成了元杂剧在短时间走向繁荣。……元曲的兴起与发展，有着复杂的原因。首先，先代的社会现实是元曲兴起的基础，元朝疆域辽阔，城市经济繁荣，宏大的剧场，活跃的书会和日夜不绝的观众，为元曲的兴起奠定了基础；其次，元代各民族文化相互交流和融化，促进元曲的形成；再次，元曲是诗歌本身的内在规律及文学传统继承、发展的必然结果。

——摘编自谢士霞、王晓燕《元代元曲兴起的原因浅析》

材料一   《水浒传》部分引文

材料二   中国自汉武帝开始启用年号，并以年号纪年，此后皇帝即位都要改变年号，称为“改元”，同一皇帝在位时也可改元，如汉武帝改过十一次年号，唐高宗用过十四个年号。1056年9月，宋仁宗废止了使用两年的年号“至和”，启用第九个年号“嘉祐”，直至嘉祐八年宋仁宗病逝。

——据《中国历代帝王世系与年号总表》

材料三   东昌府，元东昌路，直隶中书省，洪武初为府。领州三，县十五。东距布政司二百九十里。

——据《明史·地理志》卷四十八

材料一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培育了一批懂得“水能载舟，亦能覆舟”的道理、重视与民休息的帝王，造就了许多体恤民情、敢于为民请命的贤臣良吏，孕育了众多敢于“为生民立命”、挺身为民众说话的思想家。许多统治者不仅宣扬民本论，还将其转化为实际政策。

民本主义理论高度适应了农业化推广、深化的文明趋势：以力农、重农为基调的生民利民主张和平均主义的经济原则，与法家的重农抑商观念相互呼应，推动定居农业和精耕细作的生产方式达到农业化时代的极致水平；序上下、齐万民的教民、化民略与法家的刑治主义相互整合，极大地充实了集权体制的人文理性与实用智慧，促使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升华为农业文明时代最具制度张力与弹性的集权形态；重视民情民意的保民得民理念与墨家兼爱交利思想、法家富民强兵的耕战取向相互补充，形成了管理、凝聚广土众民相对有效的农业化治理模式，帮助历代王朝蓄积起古代世界极其强大的综合竞争力、核心竞争力。

——摘编自刘慧娟《论中国的民本思想》等

材料二   17～18世纪，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力量的壮大，推翻封建专制、建立资产阶级政治统治的历史任务已提上了议事日程。为了给资产阶级革命提供理论武器，洛克、潘恩、杰斐逊、卢梭等资产阶级思想家提出并较为系统地论述了“天赋人权”“社会契约”“主权在民”“民有、民享、民治”等基本思想。

西方的民主理论以自然法和社会契约论为基础，讨论个人、社会与国家的关系，阐明了人的自由、生命和财产是与生俱来的权利，既不可转让，又不能剥夺；论证了人们通过契约建立国家的目的，主要是保护人们的自然权利，人民是国家的主权者，国家是保护人民自然权利的工具；为保护人民的自然权利，防止专制制度出现，应当实行法治，建立分权制衡机制。

——摘编自吴巨平《略论中国传统民本思想与西方近代民主理论的重大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