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舒衡哲（Vera Schwarcz）说：“十八世纪欧洲启蒙学者渴求从宗教思想禁锢中解放出来，中国的知识分子则为改造自己身上的奴性而斗争，这种奴性源于家庭权威而不是神权专制。历史条件的差异使启蒙具有不同内涵。”
——摘编自《关于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的探讨》
材料二 余英时说：“我们看了鲁迅的例子最能明白‘五四’的新文化运动，其所凭借于旧传统者是多么深厚。当时在思想界有影响力的人物，在他们反传统、反孔教之际首先便有意无意地回到传统中非正统或反正统的源头上寻找根据。因为这些正是他们比较熟悉的东西，至于外来的思想，由于他们接触不久，了解不深，只有附会于传统中某些已有的观念，才能发生真正的意义……有时尽管他们笔下全是外国新名词，若细加分析则仍无法完全摆脱传统旧格局。”
——摘编自《浅议五四运动中的启蒙精神》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十八世纪欧洲和20世纪中国启蒙运动的内涵。并指出导致内涵不同的历史条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并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顾炎武（1613—1682），明清之际著名思想家，他的经济思想丰富而深刻。他提出“利在于民，犹在国”的原则，强调“天子不能与万物争权”“民得其利则财源通”。他还主张，对手工制造业、矿冶业和商业等行业，封建国家应“一税之后，不问其所之”。他还指出，“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常情也。……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认为应通过尊重人的本性来管理经济。他主张要“藏富于民”，指出“有生财之方，而后赋税可得而收也”。财政分配应兼顾中央和地方，要使“州郡有余”。发展社会经济要“与天下同利”，不要急于求成，不要贪图小利。这些思想至今仍散发着光彩。
——摘编自田泽滨《顾炎武经济思想简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顾炎武经济思想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顾炎武的主要经济思想。
材料 马可·波罗和他口述的《东方闻见录》，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1685～17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伏尔泰等人发现了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中极其积极的东西，把它当作他们开放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模范。羡慕中国没有那些在欧洲影响了政治和民事生活的教堂，赞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1760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孟德斯鸠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
——摘编自史华罗《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明马可·波罗《东方闻见录》的价值。简析“中华帝国及文化”在意大利开始流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印象的变化加以解读。
材料 科技规划是关于较长时期内科技发展的方向、重大目标、重要任务和主要措施的总体设想和蓝图。新中国成立后先后制定了三个中长期科技规划，对科学技术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 国内形势 | 国际环境 | 主要目标或任务 | 主要内容 | |
| 《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 | 社会主义制度建立；计划经济体制确立 | ① | 力求某些重要的和急需的部门在十二年内接近或赶上世界先进水平 | 提出了57项重大科学技术任务，重点发展遥控技术、喷气技术、电子计算机、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半导体技术等 |
| 《1978—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 | ② | 新一轮技术革命的迅猛发展；与西方国家关系的正常化 | 部分重要的科学技术领域接近或达到20世纪70年代的世界先进水平 | 规划了27个领域和两大门类的研究任务，以农业、能源、遗传工程、空间、激光、电子计算机等8个领域为重点 |
| 《国家中长期科学和技术发展规划纲要（2006—2020年）》 |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 | ③ | 到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为在21世纪中叶成为世界科技强国奠定基础 | 确定11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点领域，如能源、水和矿产资源、环境、农业等 |
——摘编自樊春良《新中国70年科技规划的创立与发展——不同时期科技规划的比较》等
请完善材料表格中①②③空白处的内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对表格中任意一项科技规划进行解读。
材料 到公元前6世纪，在中国和希腊都开始出现了哲学家。在此以前，中国已有《尚书》《诗经》，希腊已有《伊里亚特》《奥德赛》等等，它们都在不同的程度上为古代哲人们提供了思考的资料。在古代希腊，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但哲学家出现以后，他们开始思考世界“始基”是什么的问题、并且试图以某种物质作为“始基”来解释世界。在古代中国，也长期有祭神求福的传统，可是在西周时期就开始有了对天将信将疑的思想倾向。孔子开创的儒家学派重人事而不重天，这都反映了一种人在自然关系上的某种精神觉醒。在古代希腊，许多哲学家都讨论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书都是集中讨论这一问题的著作。在古代中国，也有孔子主张爱有等差的“仁”，墨子主张爱无区别的“兼爱”等等，不同的学派都为自己的主张作了论证，处于争鸣的状态中。古代希腊和中国的哲学家们当然不可能解决人与人的关系上的认识问题，他们能对此有所反省，提出问题，并试图提出自己的见解，这就是一种精神的觉醒了。
——摘编自吴于廑、齐世荣《世界古代史·上卷》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和希腊哲学思想的共同点并分析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举例说明中国和希腊先哲精神觉醒的表现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从法治立场出发，法家否定用道德人格力量去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但法家并不是全盘否认道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些基本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道德规范必须遵守。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由此可见，法家也赞同维护君主统治的一套现行的道德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并无不同。他们与儒家的不同在于如何使人们达到这些规范的要求。儒家认为，要使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必须依靠道德高尚者的榜样力量、社会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而法家则认为，要实现这些用法和刑的手段就足够了。
——摘编自关键英《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材料二 大陆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一直表现出成文法典的传统特色。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要求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通过编纂大量新法典，把旧法制、旧法律思想都融入法典之中，来废除旧的不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法规。英美法系其实是在日耳曼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普通法是在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巡回法官的司法活动中通过判决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母法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革命后的法律在法律形式上完全保留了旧的、表现为判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这种判例法又随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扩散开来，影响英美法系各国。
——摘编自饶艾《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法家思想的共同之处，并简析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的历史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向近代发展的过程中呈现的特点，并分析其成因。
材料一 中世纪，基督教教会建立了一套严格的等级制度。后期，资本主义萌芽出现。文艺复兴提出了新的人神关系，强调个人的可完善性:“上帝造人的目的是要使这个世界得到完善。”宗教活动以“信”为基础，如果它成了神职人员谋取利益的手段，干涉了个人的信仰，宗教的体系也就出现了问题。罗马教廷原本属于罗马帝国，后成为全欧洲的精神领袖，凌驾于皇权之上。随着英、法等统一民族国家的形成，教皇将原本由整个西欧承担的经济重负全部转移到分裂的德国和意大利两国人民的身上。
材料二 在《致德意志基督教贵族公开书》中，路德宣称“属灵阶级”和“世俗阶级”是平等的;《圣经》的权威高于教皇和教会，而且平信徒也可以根据信仰解释《圣经》，世俗的皇权在教皇之上，有权召开宗教会议。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闵采尔领导农民和平民掀起了新一轮宗教改革，主张信仰得救，号召用暴力手段建立人人平等的“千年天国”。战争遍及德意志的大部分地区，教会财产流失，动摇了天主教会的统治地位。很多诸侯国成为路德派新教国家，“教随国定”原则被确定，各诸侯国有权决定自己臣民的信仰，路德派取得合法地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马丁·路德改革的原因和贡献探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德国宗教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马丁·路德宗教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孟子认为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桀纣之失民，实际上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心。因此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意为依归，认为民意即天意，若君主不能以人民意志为意志，人民可以把君主当作仇敌，起来推翻他。孟子希望国君能“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广泛地招揽人才，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孟子还主张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对人民施行教化，以达到王道。
——摘编自李秋华《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材料二 柏拉图在《理想国》等著作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统治者政德的内容。他对治国者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认为：统治者的统治就是在理智和统治技艺的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并“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他以具有智慧和知识作为君主的首要条件，独创性地提出了由“哲学王”担任统治者的观点，其“理想国”中的完美君主——“哲学王”能将智慧与权力统一起来、知识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柏拉图提出真正的哲学家要有“正义”“节制”等品质。他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理想所在，是人们的一个目标，是人性中理性指导意志、情感节制欲望的一种理想状态，统治者如果能按照最高理性管理好国家，便是推行社会的“正义”；他也认为节制像勇敢一样，是一种具体的善，是一种美德，“节制型的执政官是极为谨慎、公正、循规蹈矩的，能在私人事务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邢同卫朱艳红《孔子与柏拉图的政德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和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孟子和柏拉图政治思想出现差异的原因。
材料一：在中世纪，人类意识一直是在一层共同的纱幕之下，处于睡眠或者半醒状态。在意大利，这层纱幕最先烟消云散····1517年马丁·路德写出《关于赎罪券的95 条论纲》，在论纲中提出“信仰得救”理论，个人可以通过阅读《圣经》和上帝直接对话，个人理解是支配自身行为的唯一指南。《论纲》得到了普通民众的支持。他坚持主张由国家掌握宗教领导权，得到部分诸侯和世俗统治者的认同。
——摘编自武寅主编《简明世界历史读本》
材料二：社会契约绝不是要消除自然的平等状态，相反，它是用道德和法律上的平等代替了自然状态所加之于人类身体上的不平等；这样，不管人类在力量与智力上是如何的不平等，人类也可以凭借契约和权利来实现平等的状态。
——卢梭《社会契约论》
回答问题：(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指出导致在意大利“纱幕最先烟消云散”的文化因素，指出马丁·路德在推动欧洲社会转型中所起的进步作用。
(2)根据材料二归纳卢梭的观点。结合所学，列举英国和德国的启蒙思想家各一位，并简要分析启蒙运动的作用。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学医，师傅看重的是学生的“人品”，如果人品有问题，师傅是不会收徒传授医学技艺的。同时，也将人品作为学生可以出师的一个重要的考核标准和内容。由此可见，人品是支撑、传承医德的根本。古代中国著名的医学著作，无论是《黄帝内经》，还是《无理论·论医》，都讲了关于人品的问题，认为只有人品才是学医的根本，也是传授医学知识的根本。晋代葛洪曾说过，想要学好医术，一定要“决须好师，师不足奉，亦无由成也”，“未遇名师而求要道，未可得也”。如果没有高尚医德的老师，也不会学成医术。在此，他重视言传身教对学生医德的养成。学医就是“救死扶伤”，这是千百年来中国学医之人的信念，从神农尝百草了解到哪些植物可以治病，到后来的扁鹊、华佗，都是以治病救人为己任的。因此，在救人的医理之中，就隐藏着医德，医德、医理是“救死扶伤”的基础，也是学医和教授医学的基础。
——摘编自张逸美《中国古代医德教育的现代启示》
材料二 西医学校的产生与发展，不仅是中国近代教育的组成部分，而且，对中国近代社会造成了深远的影响。近代中国通过教会医学教育机构培养了最早的一批西医人才。例如，华西协和大学共培养了35届（1915~1950年）毕业生，有2077人，其中牙医学院有579人；北京协和医学院从开办到被日军占领为止，共培养了医科毕业生318名，高级护士168名，进修医生2000余名。教会医学院不仅培养普通医科人才，而且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优势医科专业。例如，华西协和医学院的牙科医学，开启了中国近代医学专科教学的先河。教会医学院还首先开展了公共卫生教育，培养出近代第一批专业护理人才。如北京协和医学院设立公共卫生系，聘请美国教授兰安生主持。总之，教会的医学教育，输入了西方的教育体制和教学方式，培养了中国最早期的一批西医人才，无论在推动近代医学的发展与进步，还是在中国近代教育体制的形成方面，都起到了积极的历史作用。
——摘编自孙希磊《基督教与中国近代医学教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医德教育的做法。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西医学校的发展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