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 农业社会 | 工业社会 | 知识社会 | |
| 信息 | 文化技术 （造纸、印刷） | 电讯技术 （电报、电话） | 信息技术 （互联网、人工智能） |
| 能源 | 水能、风能 | 热能、电能 | 核能、清洁能源 |
| 运输 | 帆船、马车、轿子 | 铁路、轮船、飞机 | 宇宙飞船、空间站 |
| 人体 | 传统医学 | 现代医学 | 生命科学、再生技术 |
| 需求层次 | 生存性需求 | 社会性需求 | 发展性需求 |
——摘编自何传启《新科技革命的预测和解析》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科技进步与社会变迁”这一主题，提出自己的见解，运用具体史实予以论证。（要求：论证充分，史实准确，表述清晰。）
材料 明初以来，据《大统历》推算所作的天象预报已多次不准。崇祯二年五月日食，钦天监的预报又发生显著错误，而礼部侍郎徐光启依据欧洲天文方法所作的预报却符合天象。由此徐光 启等人力呈改历，崇祯皇帝批准，设立历局进行改革。历局人员从翻译西方天文学资料起步， 力图系统、全面地引进西方天文学的成就，还聘用了意大利人龙华民、罗雅各，瑞士人邓玉函， 德国人汤若望等，历经六年，完成《崇祯历书》。书中大量引进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论》，明确 “地球”的概念；在计算方法上，介绍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在坐标系方面介绍了黄道坐标系。 从此我国的天文学计算体系从传统的代数学体系转变为欧洲的几何学体系。然而其内容的重 大变化引起朝堂震动，他们以“未入大统之型模”，“不符祖制”等力阻其颁行。直至清初，传教 士汤若望将《崇祯历书》改为《西洋新法历书》呈报清廷最终得到采用。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历法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明末历法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在殷代，宗教支配着整个社会生活。春秋时期，社会道德观由宗教道德观转向世俗道德观，道德的功能从克配天命转变为社会关系的调节，其标志是孔子的伦理思想。孔子认为人性相近、人性向善，其伦理思想的世俗转向集中表现为对人性力量即人的内在情感力量的开掘和信心，其道德观出于现实的人的内在情感诉求，显现了人的道德主体地位。仁是孝亲，表现为子女对父母养育之恩的感情流露；仁是“泛爱众”，归结为人的同情心，道德则是基于人的同情心而形成的社会成员的普遍素质。以“仁”为核心的孔子的道德置于人的真实情感之上，适用于每一个人，“推己及人”而获得了内在的规定，“能近取譬”使道德成为普遍的社会调节力量和有效的社会调节机制，以此生成了中华民族的社会道德感，它表征着中国的文化传统和中国人的精神气质。
——摘编自《孔子伦理思想的人文价值》
材料二 惟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一国则受命于君。王者必受命而后王，王者必改正朔，易服色，制礼乐，一统于天下……受命之君，天意之所予也。
——摘编自董仲舒《春秋繁露》
(1)根据材料一、概括孔子在社会思想转化上的贡献。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孔子道德观转变的原因。简评孔子道德观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和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朝儒家思想的基本主张。并指出汉朝儒家思想政治地位上升的原因。
材料一 先秦时期是古代中国民族精神构建的时代。《礼记·礼运》语谓：“圣人耐（能）以天下为一家，以中国为一人者，非意之也。必知其情，辟于其义，明于其利，达于其患，然后能为之。”《周易·乾卦·象传》语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是人们从天象而感悟人道，认为人应当像自然的运行那样生生不息，不断前进。《礼记·中庸》所谓“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这种精神，在先秦时期常常被称为“中和”或“和合”。
材料二 宋儒在学术上坚持求新，张载认为“学贵心悟，守旧无功”。理学把自然、人生、社会融为一体，在熔铸中华民族的民族精神、道德情操等方6面起到了重大作用。理学家在建立体系时，大多经历了“泛滥释老，返诸《六经》而后得”的过程，显示了中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的民族特色。
——以上材料摘编自郑师渠《历史视野下的中华民族精神》
（1）据材料一，概括先秦时期所构建的中华民族精神的基本内涵。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以宋明理学为例说明文化的“包容与创新”。
材料三 20世纪初，梁启超最早提出中国近代民族主义问题。他已经接受了西方政治学大家伯伦知理的民族主义学说，“宣扬放弃个人权利，以国家至上的集体主义价值为本位，提倡民族国家主义”……他说：“凡遇一他族而立刻有‘我是中国人’之概念浮于其脑际者，此人即中华民族一员也。”“民族主义之发达之既极，其所以求增进本民族之幸福者，无有厌足。……知他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
——浅析中国近代民族主义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启超民族主义思想理论产生的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 两汉的经学大师用儒家经义解释现行法律条文，这些注释经过朝廷的批准而具有法律效力，经学与律学关系密切。《唐律疏议》提出“德礼为政教之本，刑罚为政教之用，犹昏晓阳秋相须而成者也”，直接把礼义道德规范纳入其中一些法律条文，使儒家学说法典化。明朝朱元璋“明礼以导民，定律以绳顽”。让民间推荐年高德劭之人向民众宣读并讲解《大诰》《大明律》等，使民众知法畏法，不敢犯法；各地还普遍设立了“旌善亭”，以为表彰劝善之用。最终得以教化大行，秩序安定。
——据陈鹏生主编《中国法制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其历史作用。
材料二 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在批判继承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基础上，吸收借鉴西方资产阶级法治思想，以“宪法为依据，国会为基础，司法独立为根本”构筑成其理想中的“法治大厦”。梁启超指出，要实行法治，首先必须制定一部完善的宪法以为法治前提，否则法治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末……启超认为，民权是立宪的基础，立宪又可以保障民权。唯有兴民权，才能建成真正意义上的法治国家。梁启超不仅是司法独立思想的积极倡导者，而且是司法独立原则的积极实践者。他认为，司法独立是立宪国的第一条件。
——据范忠信《认识法学家梁启超》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法治思想的进步之处。
材料三 从1950年开始，根据《共同纲领》的规定，中央人民政府先后制定了婚姻法、土地改革法、工会法、惩治反革命条例、惩治贪污条例、选举法等法律法令。据统计，从1949年到1966年“文革”前，中央人民政府、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共同制定法律、法令、决议及法律问题的决定127件。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全国人大先后通过了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经济合同法、商标法等几部重要法律。1982年宪法颁布后，通过了涉外经济合同法、反不正当竞争法、公司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此后，全国人大先后将“国家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等写入宪法。
——摘编自许安标《新中国70年立法的成就与经验》
（3）阅读材料三，概括指出建国初期和改革开放时期我国立法的侧重点有何变化。并分析改革开放时期立法的积极意义。
材料一 孔子在继承尚周“明德镇罚”思想以及春秋德治思想资源的基础上提出为政以德。在孔子的德治模式中，为政者作为德治的主体，其政治修养在国家政治系统中占有绝对重要作用。孟子遵循孔子的思想，孟子认为“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善政，民畏之；善教，民爱之。善政得民财，善教得民心”。他没有完全否认法治的作用，只是强调德治才是治本之举。正因如此，儒家主张教而后刑，强调对臣民道德教化的作用，视“明德慎罚”为治理国家的根本措施。历代儒家的德治思想，都把统治者的道德自觉和修身作为实行仁政德治的前提，利用统治权威将道德伦理入法实行儒家伦理法治化。
——摘编自陈立滢《中西古代德治思想比较研究》等
材料二 苏格拉底突出强调，道德是城邦政治的基础，而知识和教育是城邦政治的根本。柏拉图认为，为了要达到善，必须有知识。只有掌握了智的人才能够有智慧的治理好国家。法律的目的在于追寻美德，培育有德性的公民。亚里士多德为了达到政治的至善，非常重视法律的作用，认为一个城邦治理应该以公正的法律为准绳。教育不仅要着眼于必需的和有用的知识，还要着眼于培养公民的美德。公民能否实际地成为守法的公民，主要是看公民是否县有相应的美德。道德之治成为国家治理的目的和理想，而法治则是达到这一目的和理想的必要手段。
——摘编自陈立滢《中西古代德治思想比较研究》等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说明中西古代德治思想产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比较中西古代德治思想的异同。
材料一 中国古代学者关注天下兴亡与国家盛衰，追求在现实社会中建功立业。他们以学术研究为国家与社会服务，不做为学术而学术的纯理论研究。儒家总结上古圣人施政安民的理念，揭示“先王得位行道，经纬世宙之迹，而非托于空言”，成为学者从盛衰兴亡中探讨治国之道，实现经世致用的思想渊源。他们根据时代环境与社会现实的需要，针对治国兴郑的各种问题展开研究，以是否有益于世作为价值利断的标准，反映亲尚实际、注重实效的实用理性。
——摘编自庞天佑《论儒家思想与中国古代学者的人文精神》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意义。
材料二 对古代希腊人来说，人是城邦的动物。城邦个体公民的福祉取决于城邦的兴衰，城邦的兴衰取决于道德的兴衰，道德的兴衰取决于城邦公民灵魂之善恶。因此，希腊人文主义者全部激情的焦点在于对灵魂的塑造、对心灵的关切以及培养人的理性的高贵，以实现理性基础上的个人与自身、个人与城邦、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和谐状态。古典人文主义的初衷是解决雅典城邦危机，但在这一过程中，在对人性的深刻认识基础上，它确立了人之为人的普遍性原则，创立了一种理性精神的美。
——黄伊梅《希腊古典人文主义的内涵与特质》
（2）根据材料二，指出与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相比，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不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中国和古希腊人文主义思想的共同价值。
材料一 我国古代天文学因其功能的重要，历代统治者都设立专门机构和官员以司其事，制定相应的行为规范和法律条文，接纳朝野研究者充实官办天文学的实力，且从财力上给予足够的支持，从而构成了相当稳定、持久的天文学运作机制。《夏小正》记述了一年中十二个月的星象、物候、气象以及所应从事的农事、政事等。在西周时期实施一种颁朔制度，周天子每年依据史官现象预推每一月朔的日期，连同相应的政事向全国上下发布，全国范围内行使统一的历日制度。春秋战国时期，历法同天命、皇权联系起来。至汉代，我国已形成自己独特的天文历法体系。《汉书》中指出，历法要顺应天道，合于天行的客观规律，并以之治天下。唐宋天文学发展迅速，僧一行的《大衍历》是当时世界上最好的历法，形成了我国成熟的历法体系。宋代时全国约有十座大型浑仪。元代李谦在所拟《领授时历诏》中指出：“钦天授时为主国之本”。明清学者对律吕、大衍等历本的思想、利弊及影响做了很好的总结。
——摘编自陈美东(中国古代天文学思想》
材料二 “格物致知”一词最早见于《礼记·大学》：“致知在格物，格物而后知至。”宋儒程颐首先赋予它认识论的意义：“格犹穷也，物犹理也，若日穷其理云尔，穷理然后足以致知，不穷则不能致也。”朱熹进一步发展了这一思想：“所谓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穷其理也。”明朝中后期，西学传入后，带动了我国一些学者的研究，其中最突出的是方以智，创造出“质测”一词来指自然科学，王夫之则明确地把“格致”等同于“质测之学”；“密翁(指方以智)与其公子为质测之学，诚学思兼致之实功，盖格物者印物以穷理，唯质测为得之。”清朝的颜元进一步把“格致”等同于“孔门六艺之学”，即实做其事。
十九世纪以来当西方自然科学以更大规模传入时，对其称呼继承了明末清初的传统，“格致”一词普遍流行起来，并成为要求革新的人们的热门话题。在这个阶段，介绍科技的格致诸书大量出现，如《格致启蒙》《格致丛书》《格致略论》，不下几十种。1874 年，徐寿等人主持创办了第一所民办新式书院，取名为“格致书院”，其宗旨为“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
——摘编自王果明《从“格致学”到“科学”：近代中国对“科学”认识的深化》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古代天文学的功能和特点。
（2）根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概括宋朝和明末清初的学者在“格致”认识上的异同，并分析“格致”一词在19世纪中期的中国普遍流行起来的原因。
材料一 在春秋战国时期，民本思想的主要特征是思想家们将“民”的概念正式引入政治思维，活跃于当时思想界中的诸子百家中的各派，大多都有关于民本思想的论述。……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积极评议时政，对传统的民本思想进行了理论的升华，使其达到了历史上的最高水平。
材料二 西汉巨贾卓王孙的新寡女儿卓文君与司马相如一见钟情，两情相悦，雪夜私奔。对此，宋明理学家认为“逾墙淫奔，无耻之尤”；明末李贽却认为卓文君是“正获身，非失身”、“当大喜，何耻为”。
材料三 中国古代的阅读史，是一部以“仕”为主体的阅读史，阅读内容以儒家经典为主导，甚至还规范了经史子集学习的先后秩序。但是，伴随着社会科技文化的发展带来纸质书籍的“贬值”，加之科举制度的实行，阅读权力也从绝对垄断到有限控制。藏书和阅读不再是王室和官吏的专利，民间藏书数童和读书的人数逐渐增多，书籍种类和内容也变得更加丰富多元。无论是春秋战国时期“士”阶层著书立说，还是自隋朝开科取士以来，历代读书人，发奋苦读，求取功名，其目的都只是期待有朝一日，能“一举首登龙虎榜，十年身到风反池”，“学而优则仕”无疑是封建时代读书人的最佳出路。
——摘编自郇红梅《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演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先秦时期儒家提出了哪些“民本”思想主张？分析明末清初思想家对传统的民本思想做出的“升华”的表现。
（2）根据材料二在对待卓文君与司马相如的爱情问题上，宋明理学家与李贽的看法存在不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古代民众阅读的特点，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 中国第一位驻英法的公使郭嵩焘是另一位提倡渐进式改革的人，他对西方的直接观察使他公开承认，西方国家有他们自己独特的二千多年的历史、优秀的政治体制和道德学说。他在谴责自强运动局限性的同时，赞扬日本派学生赴英国学习法律和经济学，并敦促李鸿章接受西方的教育体制、政治制度、法学和经济学。郭主张，这些知识，而不是军事，才是一个良好政府和繁荣国家的基石。他的呼吁没有引起多少关注。
——徐中约《中国近代史》
材料二 甲午战争之后，士大夫开始非常自觉而积极地改变，以期回应“西潮”的挑战。1895年以后，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思想，已经“与自强运动时期颇不相同，自强时期的求变求新，尚是相信中国的道统、中国的文化不可变，故其求变求新仅及于器物层面，而他们已经开始相信精神文化层面亦必须同时有所改变”。激进的变法者们为了挽救危亡，引入了从达尔文、斯宾塞到赫胥黎的进化理论，为自己的政治行为寻找新的正当性依据。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
材料三 近代欧洲之所以优越他族者，科学之兴，其功不在人权说下，若舟车之有两轮焉。今且日新月异，举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罔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其效将使人间之思想云为，一遵理性，而迷信斩焉，而无知妄作之风息焉。国人而欲脱蒙昧时代，羞为浅化之民也，则急起直追，当以科学与人权并重。
——陈独秀《敬告青年》（1915年）
（1）根据材料一指出郭嵩焘在学习西方问题上有何突破。为什么郭嵩焘的建议未引起重视？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甲午战争后“士大夫回应西潮挑战”的表现并指出其影响。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陈独秀把主要注意力倾注于思想变革的主要原因。根据上述材料，归纳近代中国仁人志士学习西方的特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