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与西方相比，中国启蒙不仅匮缺市民社会的根基和动力，而且没有西方式的孕育了现代性的传统资源可资利用。这样，当启蒙运动移植西方现代性价值并以其批判本土传统时，传统的抗拒和文明的冲突，都是西方内源性启蒙所未曾遭遇过的。五四时代中国思想文化的转型，是一个中西文化冲突和融合的过程。从文字阐述到政治实践的西方思想启蒙一直把人的价值（文艺复兴）、人的自由权力（启蒙运动）作为基本起始点，而且人的价值、人的自由权力也是西方思想启蒙的一般归宿。而中国的思想启蒙长期以来偏离了这个方向，人的价值、人的权力始终没有成为思想启蒙的起点和归途。
——摘编自高力克《五四：未完成的启蒙》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1895年5月11日
光绪帝颁发朱谕：嗣后我君臣上下，惟当坚苦一心，痛除积弊，于练兵、筹饷两大端，尽力研求，详筹兴革，勿存懈志，勿骛虚名，勿忽远图，勿沿故习，务期事事核实，以收自强之效。
——《清实录·德宗实录》
1895年7月19日
署理两江总督张之洞上奏：（俄国）与中国乃二百余年盟聘邻邦，从未开衅......（俄）此次为我索还辽地，虽自为东方大局计，而中国已实受其益，倭人凶锋藉此稍挫，较之他国袖手旁观、隐图商利以相去远矣。正宜乘此力加联络，厚其交谊，与之订立密约。
——张之洞《密陈结援要策片》
1895年7月20日
陕西道监察御史史熙麟上奏：（洋务新法）皆为邪说，商货已变，并及朝政，军器已变，并及文事，尽破成例，尽坏成法。
——史熙麟《法无可变宜斥邪说以塞乱源折》
1895年某月某日
苏州秀才包天笑（时年19岁）：割去了台湾之后，还要求各口通商，苏州也开了日本租界。这时候，潜藏在中国人心底里的民族思想，便发动起来。一班读书人，向来莫谈国事的，也要与闻时事，为什么人家比我强，而我们比人弱？为什么被挫于一个小小的日本国呢？读书人除了八股八韵之外，还有它应该研究的学问吗？
——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
评析上述材料中的言论。（说明：运用具体史实，对材料中一人或多人的言论展开评析。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不能重复材料。）
儒家追求社会的完善，要求人们超越自我，把他人利益、社会整体利益放在首位，把社会完善作为人生责任。在道德教育上，儒家注重培养为官者“以民为本”、对百姓负责的责任意识，“操心也危，虑患也深”“君子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主张为官行政，必须有公正无私、勤政有为、清廉自守的道德规范。儒家也重视“教化”“化民成俗”，重视“礼”的道德规范的作用，“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
在道德教育上，道家认为道德是自然存在，呼吁为官者应尊重自然，尊重规律，尊重百姓，要顺人之心，顺物之性，无为施政，不扰民生，不以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道家以政不扰民作为行政者最重要的道德要求。道家的社会道德规范要求是慈、俭、不争，这里包含着清心寡欲，淡泊名利等一系列社会道德规范。
——摘编自邹强、王松《中国古代儒家与道家道德教育思想之比较》
依据材料结合所学，评析儒家和道家有关道德教育的主张。
材料 这民族站得住或站不住，就要看民族自觉心的强弱何如。所谓自觉心，最要紧的是觉得自己是“整个的国民”，永远不可分裂不可磨灭。
……我们断断乎不肯自己看轻了自己。确信我们是世界人类的优秀分子，不能屈服在别的民族底下，这便是我们几千年来能够自立的根本精神。
……有了自觉，自然会自动；会自动，自然会自立；一个人会自立，国民里头便多得一个优良分子；个个人会自立，国家当然自立起来了。
……国民志气一旦颓丧了，那民族便永远翻不转身来。……只求国民别要自己看不起自己，别要把志气衰颓下去，将来在全人类文化上，大事业正多着哩。我们今天替国家做满十岁的头一回整寿，看着过去的成绩，想起将来的希望，把我欢喜得几乎要发狂了。
——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0月10日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讲演）
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表述成文，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 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注：赶上潮流）。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
——陈寅恪《敦煌劫余录序》（1930）
结合所学知识，对材料所示观点的一点或整体进行评析。（说明：运用3个具体史实，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中外史实均应列举，不能重复材料）
材料
上图所示为中国与西方的"科学技术水平累加增长曲线"，学界形容这一时期的中国具有"超稳定结构"并处于"高水平停滞"时期，并据此得出了一个结论；无论是对于中国还是西方来说，科学技术结构和社会结构之间都存在着适应性。也就是说，制度大于技术，中国的经济和科技的落后首先体现在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的不思进取上。
——据金观涛、刘青峰《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整理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作者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准确概括作者观点，评析须态度鲜明、逻辑清晰、史论结合。）
材料 近代中国“两极相逢”，中西文化冲突是这个时代的突出内容。从一定意义上说，-部中国近代文化史，就是一部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冲突交汇的历史，就是传统文化在西方近代文化的冲击和影响下向近代文化过渡转变的历史，也就是传统与西方相斥相纳的历史。……作为……对历史范畴，中与西是欧风美雨来华之后产生的对待之词，不单是区域名称，而且有着不同生活和不同文化的丰富内涵。两者迎面相遇，既是世界历史发展的必然，又包含着多重矛盾，表现为一浪高过一浪的新旧冲突。
——选自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
结合中国近代史的相关史实，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的观点，阐述要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 在20世纪后半期，世界注意力的焦点由那些遭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破坏的国家的重建，转到了设法结束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大部分人所忍受的贫穷、愚昧和不公正，至今已近五十年了。
可是，当我们走进新世纪的时候，除了少数几个国家和地区跨越到第一世界，而绝大多数国家和地区依然远远落后。当人们看出，解决不发达问题之难超出了发展问题专家们当初的料想时，有两种解释开始在穷国的大学和政界以及富国的大学里占主导地位，这就是殖民主义论和依附论。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在国民心理上留下了深刻的印记，也为它们的不发达状态提供了一个方便的解释。有些国家，如拉丁美洲的国家，已独立一百来年而仍被称作“第三世界”。在他们看来，帝国主义表现形式是造成它们对列强的“依附”，这种“依附”论认为“周边”的穷国受到“中心”的资本主义富国的欺压。无论是殖民主义论还是依附论，今天都没有多少人相信了。现在一些学者、政治家正在把注意力集中到文化上的价值观和态度在促进或阻碍进步方面所起的作用，文化研究有了复兴。有人提出了一个以文化为中心的发展范式，或人类进步的范式。
——摘编自（美）塞谬尔·亨廷顿等《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
结合所学世界史的相关知识，评析材料中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得出结论。（要求：结论不能重复材料中观点，持论有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材料一 张载曾说“为万世开太平”，就是士大夫们表明自己的一种面向未来、治理现在的气概，一种家国天下的责任。他们通过发现和提出与过去不同的解释形成了新思想，比如《尚书·洪范》中，到唐为止一直以来的儒教认为是表现天帝赐王天命的句子，被解释成从尧到舜、从舜到禹的王者之间的王权转让。不论是王安石还是程颐，都拼命向皇帝进言，要以尧舜为榜样治国。他们强调经书中所要求的诚意、正心、修身等德目是皇帝和士大夫都应该具备的，换言之，皇帝成为与士大夫同祥的存在，被要求具有同样的伦理道德。士人的人生理想当时是以优异成绩科举合格，然后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国家。他们主张自下而上，也就是通过家庭和地方组成社会秩序的基础，来促使王朝统治体系的安定。
——摘编自【日】小岛毅《宋朝：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材料二 泰州学派创始人王艮出身灶丁，早年以商贩为生，三十八岁始就学于王阳明门下。王艮虽然继承了玉学的一些基本理论和命题，但他在学习过程中，“时时不满其师说”，提出一些颇具独创性的看法。王艮认为“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将神圣性的“道”与百姓的穿衣吃饭等日常生活联系起来。王艮的“格物”是以“安身立本”为核心，他指出：“物格，知本也。”在此基础上，他还进一步提出“尊身”的观点：“身与道原是一件。至尊者此道，至尊者此身。须道尊身尊，才是至善。”这种思想包含着维护个体生存权利和人性尊严的意义，对明朝中后期思想想文化影响甚巨。
——摘编自王天有、高寿仙《明史：多重性格的时代》
（1）据材料一，指出宋代士大夫群体表现出的价值取向，概括他们参与治理的主要方式。
（2）据材料二，指出王艮心学思想独创性的表表现并分析导致这些表现的原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析宋明儒学。
材料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有不少学者对爱因斯坦的学说持怀疑态度。1919年，英国科学家爱丁顿对日全食的观测结果证实了爱因斯坦的理论，引起巨大轰动，世界范围的爱因斯坦热接踵而至。荷兰、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国先后邀请他前往讲学。在中国，梁启超发起成立的讲学社曾拟邀请爱因斯坦来华讲学。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亦发出邀请，并得到其本人应允。虽然爱因斯坦因故未能成行，但相对论却在中国广泛传播。从1917年到1923年，各种报刊登载相对论的论著、译文、通讯、报告和文献不下百篇，出版译著15种左右。
——摘编自阿尔布雷希特·弗尔辛《爱因斯坦传》等
材料二 爱因斯坦热在中国方兴未艾之际，正是国内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问题论战正酣之时。以梁启超为代表的部分知识分子认为，东方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种不同类型的文明，前者以道德文明为核心，后者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梁启超前往欧洲考察一年多，1920年回国后写道：“一百年物质的进步，比从前三千年所得还加几倍。我们人类不惟没有得着幸福，倒反带来许多灾难。好像沙漠中失路的旅人，远远望见个大黑影，拼命往前赶，以为可以靠他向导。那知赶上几程，影子却不见了，因此无限凄惶失望。影子是谁？就是这位‘科学先生’。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我们可爱的青年啊，立正！开步走！大海对岸那边有好几万万人，愁着物质文明破产，哀哀欲绝的喊救命，等着你来超拔他哩！我们在天的祖宗、三大圣（孔子、老子、墨子）和许多前辈，眼巴巴盼望你完成他的事业，正在拿他的精神来加佑你哩。”
——摘编自李喜所、元青《梁启超传》等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科学的态度，并予以评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