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孝文帝亲政后，十分重视对各级官吏的考核，把能否劝课农桑作为考核地方官的主要内容之一，他还打击贪官污吏，以澄清史治。孝文帝选官任人，“先尽才学”。他不仅从世家大族中选拔人才，而且还委任于寒门庶族。李彪“家世寒微”，但由于有治国之术，所以受到重用，辅佐孝文帝打击豪强，使“远近畏之，豪右屏气”。迁都洛阳后，汉族官员在朝廷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引起了拓跋部“国戚旧人”的不满，孝文帝公开宣布：“苟有才能，何必拘族也？”于是中原地区的怀才之人纷纷投奔到北魏朝廷而“志竭其忠，才尽其概”，莫不致力于北魏社会改革的洪流之中。
——摘编自尚志迈《评魏孝文帝的纳谏与用人之道》
(1)根据材料，概括孝文帝的用人措施，并分析其用人之道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孝文帝用人之道对北魏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 公元572年，北周武帝宇文邕亲政，志在平北齐，定江南，统一全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强集权，扩充兵力。一面削夺宗室诸王及勋贵大将的权势，一面要求宗室诸王及将帅的故旧部属不得尽忠于故主，要求只能以天子一人作为专心奉事对象。为了对北齐用兵，在府兵制的基础上，进一步扩大幕兵范围，将征兵对象推及到所有均田农民，且“改军士为侍官”，“侍官”犹皇帝侍卫，明确了府兵的“禁旅”“宿卫”性质，改变了原先府兵将领“自相督率”的现象，当兵之民既有“侍官”的荣誉，又逃避了国家赋役，出现了均田农民踊跃当兵的局面。武帝大力整顿府兵军纪，用法严整，又经常体察军情，慰勉将帅，笼络军心。周武帝在释免奴碑、杂户的同时，为避免激化统治集团矛盾，又把部分奴碑赏赐给有功的将领和勋贵。建德二年（573年）武帝集群臣、沙门、道士，“辩释三教先后”，结果得出“儒教为先，道教次之，佛教为后”的结论，建德三年五月，武帝“初断佛道二教，经像悉毁，罢沙门、道士，并令还民。”建德六年平北齐，武帝又令断齐境佛法。
——摘编自余世明《北周武帝改革略论》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北周武帝改革的内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北周武帝改革的影响。
材料一 安史之乱以后，战乱频繁加剧了农民逃亡、土地兼并的程度，封建政府所掌控的户数下降，失去了大量的纳税户，租庸调制也随之崩溃。唐朝政府为了维持冗滥的官僚机构所需要的庞大俸钱和行政经费，导致了“兵冗官滥，为之大蠹”的被动局面。随着政治的黑暗和各种社会矛盾的激化，吐蕃、回纥、党项等少数民族也借此频繁侵扰唐朝边境。公元805年宪宗即位，他励精求治、全面变革，其中变革的核心就是财政制度。为了增加唐政府财政收入、重振朝纲，国家财政大权便逐渐由尚书省户部四司转向中央三使。将两税使分为三人，国家赋税划分为江淮以南、荆南以东及三川三部分，并在西北度支使辖区设置榷盐使。改革中严厉打击贪污不法官员，如中书省堂后主书涓涣勾结知枢密刘光琦招权纳贿，被刺死。这一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统治。
——摘编自马慧芳《浅析唐朝元和年间财政制度改革》
材料二 府兵之制起于周。籍民为兵，蠲其租调，而令刺史以农隙教练。分为百府，每府以一郎将主之，而分属于二十四军。其众合计不满五万。隋、唐皆沿其制而分属于诸卫将军。唐制，诸府皆称折冲府。各置折冲都尉，而左右果毅校尉副之。上府兵一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民年二十服兵役，六十而免。全国六百三十四府，在关中的有二百六十一府，以为强干弱枝之计。府兵之制：平时耕以自养。战时调集，命将统之。师还则将上所佩印，兵各还其府。（一）无养兵之费，而有多兵之用。（二）兵皆有业之民，无无家可归之弊。（三）将帅又不能拥兵自重。但兵不惟其名，当有其实。唐朝府兵制度存在之时，得其用者甚少。此固由于唐时征讨，多用蕃兵，然府兵恐亦未足大用。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唐宪宗财政制度改革的主要内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归纳唐朝实行府兵制的积极影响。
材料 北魏帝王的奉老之举，是对鲜卑早期的“贵少贱老”习俗的变革。孝文帝即位后养老抚恤的对象，除了高龄老者还包括“鳏寡孤独”之人。479年，“诏宫人年老及疾病者，免也”。480年，诏会“京师耆老、赐锦彩、衣服、几杖、稻米、蜜、面，复家人不徭役”。487年，诏曰“孟冬十月，民闲岁隙……推贤而长者，教其里人，父慈、子孝、兄友、弟顺、失和、妻柔”。493年，孝文帝出巡车驾至肆州、并州，首次对庶民年长者赐爵。为此还逐渐明确了赐予爵号的等级与年龄。考虑到年老体弱需要家人的照顾，对应出现了减免或减轻本人及子女的力役、刑罚等诏令。先秦两汉均有赐“几杖”以示殊荣之礼。496年，孝文帝诏京畿内年高老者赐予鸠杖。与汉化革新措施伴随的“奉老恤贫”之举，客观上使华夏文化礼仪得以流传至北方。
——摘编自王洁《践行与传承：北魏孝文帝之“奉老恤贫”》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孝文帝“奉老恤贫”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孝文帝“奉老恤贫”的意义。
材料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主要建筑的规模、位置和名称等于魏晋一致。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和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使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一大创举。三重城围都城行制的出现，也改变了过去都城前朝后市的布局。开东魏、北齐邺都南城和隋唐长安城宏大整齐之先河。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1）概述孝文帝重建洛阳的原因和举措。（2）简析北魏重建洛阳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荀子称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为“盗兵”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商鞅的军事改革。
材料一 1918年，中央观象台提出将全国划分为5个标准时区，即：中原时区（GMT＋8）、陇蜀时区（GMT＋7）、回藏时区（GMT＋6）、长白时区（GMT＋8.5）、昆仑时区（GMT＋6.5）。
随着外国资本的进入，官僚买办以及民族资本工业的出现，航运、铁路等公交企业和电信、邮政等公用事业的发展，客观上需要五时区特别是中原时区的应用。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刻，由位于上海租界的徐家汇观象台提供，以电报形式将标准时刻传递到各地所属机构。短短几年，在上海、南京等大城市相继建立了广播电台，在车站、码头及繁华街道设置有大钟，为普通市民提供时间服务。南京、青岛等城市还每日定时为市民鸣放电笛报时，中原时区的标准时得到了有效实施。然而，中国内地大部分地区“未尽见实行”。
——摘编自孙毅霖《民国时期标准时制的发展》
材料二 从1937年7月起，日本强令伪满洲国使用东经135°标准时，以宣示伪满洲国“国家疆界”的存在及与日本本土在标准时间上的一致。广西本属陇蜀时区，应以东经105°（GMT＋6）为中央经线。但1933年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通令全省“一律严守本省采定东经110°为标准时刻”，造成陇蜀时快20分钟，比中原时慢40分钟的局面。1939年国府迁渝，为适应抗战军事部署的需要，国民政府再次重申五时区制并规定以陇蜀时区为标准时间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改用陇蜀时间。
新中国成立之初，并无以“北京时间”作为全国通行的标准时间的决议或法规。但伴随各地方政府的成立，尤其是伴随人民军队军事战略的迅速推进，将军队一直沿用的中原标准时区推向全国，各地电台在实际工作中也自觉以北京所在的中央经线的平太阳时为准，以显示与中央政府的一致，“北京时间”遂成为约定俗成的民用称呼。至此，近代以来未曾整齐划一的标准时间底定一统，自下而上地成为新中国的一项时间制度及与国际社会交往的标准时间。
——摘编自封磊《从海关时到北京时：近代中国的“时区政治”及其嬗替》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民国时期推行五时区制的有利条件和不利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北京时间”被确立为标准时间的特点与意义。
材料 面对列强的入侵，清朝末年法律变革成为清末新政的一项重要内容。法律变革本身是为挽救清王朝的封建统治服务的，同时它对中国传统法律进行了重大改革，仿照和引进一些近代法律思想和原则。1910年以《大清现行刑律》的名义颁行，作为新刑律颁布前的过渡性法典。刑律共三十篇，三百八十九条，比旧律减少四十七条。将旧律中的继承、分产、婚姻、田宅、钱债等纯属民事的条款分出，不再科刑，以示民刑有别。且将从隋至清沿用已久的笞杖、徒、流、死五刑，改为死刑、流刑、遣刑、徒刑和罚金，以示和各国办法无异。刑律删除了凌迟、枭首、戮尸、缘坐、刺字等酷刑，并规定死刑仅用绞刑的一种；笞杖改为罚金；充军改为遣刑、流刑；徒刑酌改为工艺；虚拟死罪改为徒、流；变通枷号并除站刑等苛刑。旗人、汉人等犯了同样的罪，一律科断。
——摘编自陈昊《论清末的法制改革及其历史意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大清现行刑律》颁布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大清现行刑律》的特点。
材料 进奏院是北宋时期的新闻采编与管理机构。熙宁四年二月，王安石变法时期，宋神宗下诏，禁止军功授官与恩荫补官出任进奏院主官，“臣僚之家，不得陈乞子弟勾当”。同时规定由变法群体控制的中书门下掌握拟定进奏院主官阙员和复议人选的权力，但由反变法势力盘踞的枢密院负责候选人选。诏书还授命属于内侍机构的通进银台司监管进奏院，负责新闻的登记呈递。宋神宗以前，进奏院每五日编辑一次新闻，先要上交枢密院审查，后才能“定本供报”。熙宁四年十一月，反变法的一方进言，建议废除“定本供报”，因为变法阵营没有提出反对，最终得到神宗批准。北宋初期，进奏院新闻内容中规中矩、时效性不高。一些进奏院胥吏为迎合士大夫们的需求，便私自将朝廷内幕透露给民间小报。熙宁六年，朝廷颁布法令，加重了对进奏院内部泄露机密的处罚力度,并给予对举报泄密者更高的奖励。尽管宋神宗改革心切，但在变法与反变法双方争夺控制进奏院时，并不轻易表态。然而，在维护政权稳定，防止朝廷机密外泄方面，三方的立场是完全一致的。
——摘编自魏海岩《王安石变法中的进奏院状管理制度改革》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概括北宋进奏院改革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简评北宋进奏院改革。
材料 明宣德年间，江南地区积欠大量赋税。宣德五年（1430年）二月，明宣宗开始整顿赋税制度，下诏“自今年始，每田一亩，旧额纳粮一至四斗者，各减十之二，自四斗一升至一石以上者，减十分之三，永为定例”。这年九月，宣宗派周忱到税粮积欠严重的苏松地区，以江南巡抚身份总督税粮。周忱到江南后，深入社会实际，调查研究税粮积欠的原因。周忱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创立了“平米法”，并责成官、民田各种税户，不论大户或小户，同律交纳。实行折征法，将一部分贫弱下户和重赋官田税粮折纳金银，以每金花银一两折税米四石，凡每亩科则在四斗以上的田土，可以改纳金花银，使官、民田赋税的负担一定程度上得到均平，将马草每束折银三分征收。周忱还推行了一系列其他辅助措施，对改革的每一个细节都很注重。周忱在江南巡抚任上22年，赋役改革取得了很大成功，当周忱在世时，当地百姓就为他建立了生祠。
——摘编自周志斌《明代周忱苏松赋役改革述略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周忱赋役改革能够取得成功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周忱赋役改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