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1547年伊凡四世执政时，国家权力分散，阶级矛盾尖锐。他在“重臣拉达”辅助下，颁布新法典，强化司法机关，吸收城市居民参加审判，规定中小贵族受国家法律保护，但没有限制波雅尔（封建大贵族）土地所有制。中央设立衙门制度，衙门虽然由波雅尔担任，实际掌权人由军事服役人员遴选，逐渐形成宫廷服役人员集团。地方机构改革主要推行地方自治，废除食邑制度，从各地封建贵族、商人、手工业者和国有农民中选举的“地方司法税务官”，对中央政府负责。随着改革的深入，波雅尔分裂势力达到与中夫分庭抗礼的地步，“重臣拉达”权力也日益加强。伊凡四世解散了“重臣拉达”，全国实行“特辖制”，对波雅尔实行恐怖统治。伊凡四世也因其雷厉手段被称为“伊凡雷

——摘编自何红《俄国伊凡四世改革研究》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在一次讲话中重点强调，“党对文艺工作的领……是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提高文学艺术水平”。1983年，中央提出了文化体制改革的具体目标，即“改革是为了促进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提高作家、艺术家的思想艺术素质，提高作品的思想艺术质量”，这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文化体制改革的进程。1988年，文化部第一次在政府文件中使用了“文化市场”的概念，文化市场开始在国内孕育成长，中国文化体制改革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在改革的起步阶段，我国确立了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根本的政治原则。在这一时期，党对如何领导中国人民进行文化体制改革有了更加明确的认识，文化体制改革所取得的成就为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

——摘编自孙泽海《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文化体制改革历程及内在逻辑》

材料   宋代前期的职役制度是差役制，即根据登记在册的户等和职役轻重等级摊派。这种制度是官府对民间劳动力的无偿征用，最终造成农户的大量破产，威胁到基层社会的稳定。宋神宗即位后，任用王安石进行改革，熙宁四年（1071）十月，宋廷彻底废除了差役法，实行募役法，即过去由乡户承担的义务性职役改为有偿雇募，官府每年向民间招募愿意应役的百姓，付给他们与职役负担相应的雇钱。募役所用花费由全体百姓承担，在差役制度下免役的官户、坊郭户等也要缴纳助役钱承担部分职役负担。官府每年根据户等向乡村和坊郭户征收一定数额的役钱，在役钱开支的基础上多收20%宽剩钱，用于水利建设、吏禄开支等。同时，募役制度给了地方行政官员极大的自由裁量权，以及经手大量财物的机会。

——摘编自方宝璋《再论宋代免役法的利弊》

材料   明朝的“海禁”政策源自开国皇帝朱元璋。十六世纪以后，东南沿海居民的海上走私贸易活动开始频繁发生，尤其是走私分子与沿海豪势相勾结的集团化走私活动日益猖獗。嘉靖三十一年，江、浙、闽、粤数省沿海发生大规模海盗抢劫和烧杀事件，史称“嘉靖倭乱”。面对“嘉靖倭乱”，明朝几乎动员了全国的力量，直至嘉靖四十三年才将这场动乱平定。隆庆元年，福建巡抚涂泽民奏请开放海禁，“准贩东、西二洋”。这一奏议得到朝廷批准，从而形成隆庆开海的局面。当时，中国商船在东洋的主要航行目的地是吕宋岛上的马尼拉港。这样一来，中国商品不仅可以运往东南亚各港口，还可以通过西方人建立的海上新航线，从东南亚港口转运到欧洲和拉丁美洲港口。有人测算，晚明流入中国的白银，十六世纪七十年代年均约28.5万两，八十年代年均约88.9万两，到1600年以后年均达到100万两的规模，从而为明代货币白银化提供了重要条件。

——摘编自陈尚胜《隆庆开海：明朝海外贸易政策的重大变革》

材料   袁世凯政府成立后，为恢复和发展社会经济，稳固政权，维护统治，先后制定了一系列改革经济的法规。1912年，工商部颁布《暂行工艺品奖励章程》，取消了建厂专办之权。1914年，农商部颁布《矿业条例》等降低矿产税，还颁布了《国有荒地承垦条例》实行地价优惠；国务院公布条例规定国币种类，旧有各种官局铸币由政府兑换改铸；交通部制定《交通银行则例》，规定交通银行掌管特别之国库金，发行兑换券，具有中央银行的性质；农商部会同财政部拟定《劝业银行条例》，鼓励银行投资实业、扶植实业。在人民群众爱国热情的推动下，政府提倡国货，减免捐税，宣布凡出口足抵外货者优给奖励。此后，北洋内阁虽更迭频繁，但基本上延续了袁世凯时期的经济政策。

——-摘编自章开沅《中国经济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