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唐王朝建立后，唐高祖李渊命秦王李世民统兵作战，先后击败陇西的李轨和薛举父子、击退并州的刘武周和宋金刚、擒获河北夏王窦建德，迫降洛阳郑王王世充，平定各地农民起义及地方割据势力，完成了统一全国的大业。既平京城，约法为十二条。惟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余并蠲除之。及受禅，诏纳言刘文静与当朝通识之士，因开皇律令而损益之，尽削大业所用烦峻之法。武德二年初定租庸调法：每丁租二石，绢二匹，绵三两。自兹以外，不得横有调敛。承认唐初百姓“凋敝之余，饥寒重切”，规定“非有别敕，不得辄差科徭役”。武德七年，重新颁布均田令和赋役令，使农民在战争期间从地主手里夺得的土地得到肯定，部分无地、少地的农民获得一定土地，流亡的农民复归版籍。唐高祖时期，国家逐步统一，典章制度日臻完备。

——摘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   陈亮生活的时代，南宋朝廷内忧外患十分严重，为此，陈亮提出了一系列政治改革的主张。他认为，宋初立国的那些制度，由于本身存在缺陷和后世执行中的错误，迫切需要加以改革。他说宋太祖制定的“经画天下之大略”，主要就是约束地方官吏的权力，结果郡县不得以一事自专也。这个“经画天下之大略”虽奠定了宋朝一百五六十年的统治基础，但这套统治制度本身存在着弊病。后世的统治者不仅没有认识到这种统治制度的固有缺陷，反而将这种体制的缺陷进一步极端化，庆历新政和熙宁变法没有摆脱这种对地方政府“柬之不已”的统治思路：其结果是“天下之势实未尝振也”。陈亮认为，政权、兵权、财权的高度集中，造成了郡县空虚，无力抵挡外敌的入侵，最终导致“版舆之地半入于夷狄”，龌龊拘挛，日甚于一日”的局面。他崇尚皇权，但对宋孝宗的专断独裁非常不满，认为专杈不得人心，必然要招致天下人的非议与怨恨。在过度专制的体制下，君主事必躬亲，必然会导致很多错误，他主张，君主要把很多事权交与大臣，自己做君主应该做的事情，履行君主应该履行的职责。

——摘编自徐军、鲍新山《陈亮改革思想新探》

材料   东汉初年，中央军队以南、北军为核心，但由中央直接指挥的还有三支比较特殊的军队。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国四种常备军和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 郡国军队只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据《后汉书》载：“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未尝复言军旅”，“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建武十三年(37年）后，相当于三公地位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还有前后左右将军不再常设，只在战时临时任命。南阳太守杜诗上书：“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刘秀采纳了杜诗的建议。但东汉地主豪强有为数不少私人武装（部曲和家兵），每年二三月份或八九月份，地主对他们的 私人武装进行战争训练。

——摘编自漆侠主编《大一统初期的变奏曲》

材料   贞观初，“以法理天下，尤重宪官，故御史复为雄要”，“御史为风霜之任，弹纠不法，百僚震恐，官之雄峻，莫之比焉”。台院侍御史以弹奏为基本职责，重点在纠弹职位较高的官员。察院监察御史在御史台中品秩虽低，但职务繁杂，百司畏惧，其“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肃整朝仪”，此外还掌祭祀、监南选、监司射、监决狱、分察尚书省六部等。贞观年间，全国被划为十道监察区，由监察御史十人分巡州县，监察御史以六条巡按州县，分巡时威仪显赫，“州县祗请相望，道路牧宰祗候，僮仆不若”。《贞观政要》中记载：“（太宗）深恶官吏贪浊，有枉法受财者，必无赦免，在京流外有犯赃者，皆遣执奏，随其所犯，置以重法。”同时，唐太宗也对清廉官员和清正之举大加褒奖弘扬。

——摘编自吴毅《唐朝贞观年间防治贪腐的政策举措释析》

材料   隋朝开皇十六年（596年），隋文帝“诏九品以上妻，五品以上妾，夫亡不得改嫁”。贞观元年（627年），唐太宗颁布“劝勉民间嫁娶诏”，规定：“男年二十、女年十五已上，及妻丧达制之后，孀居服纪已除，并须申以媒媾，令其好合。”唐太宗还明确规定：“刺史、县令以下官人，若能使婚姻及时，鰥寡数少量，准户口增多，以进考第。如其劝导乖方，失于配偶，准户减少，以附殿失。”“故（唐朝）公主再嫁者达二+三……太宗女六。”对此，朱熹指出：“唐源流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据统计，“贞观初，户不及三百万”，到贞观二十三年（649年），全国户数接近380万户。与此同时，粮食价格从贞观八年（634年）、九年（635年）的斗米四五钱，跌至贞观十五年（641年）的斗米两钱。

——摘编自孙顺华《唐朝妇女观之嬗变与社会政治》

材料   北魏孝文帝特别注重祭礼和婚礼。他把祭丧之礼提高到“劝孝为立教之本”的高度，通过立法矫正鲜卑贱老的旧俗，在人们心中熔铸新的伦理道德。孝文帝太和七年（483年），颁布诏令强调婚姻“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夫妇既亲，然后父子君臣。礼义忠孝，于斯备矣”。孝文帝以儒家“明德、慎罚”的刑罚观为据，经常躬自断狱。孝文帝于太和元年至太和五年（477〜481年）、十六年至十八年（492〜494年）两次组织修律，亲自下笔定流徙限制，又屡诏改善狱政，限制枷杖，要求解决案件积压问题。他择人不拘出身和地域，为修律广罗人才，法制改革收到取精用宏之效。孝文帝深知吏治好坏乃兴废之所由，于太和八年（484年）制定班禄制，同时降低计赃处死标准。“枉法十匹，义赃二百匹大辟”改为“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为释滞时务，提高行政效率，太和十七年（493年）和二十三年（499年）定官制，两颁《职员令》，制定两令“远依旧籍魏晋，近采时宜南朝”，对百官职权和活动准则作出量和质的规定。

——摘编自邓奕琦《论北魏孝文帝的法制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