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1)据材料概括当时浙东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困难，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安石变法所借鉴的浙东施治措施。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王安石在浙东的施政原则。
材料 北魏孝文帝认为使用近百年的都城平城“只是用武之地，非可文治”，而洛阳是帝宅王里，可“光宅中原”，故有意迁都。由于迭经战乱，洛阳早已衰败，太和十七年（493）孝文帝巡幸洛阳，令穆亮和汉族人氏李冲，董爵等人筹划重建。两年后，北魏“六宫及文武，尽迁洛阳。”考古发掘证明，北魏洛阳城的核心格局继承和发展了中原正统王朝的都城模式和制度，主要建筑的规模、位置和名称等于魏晋一致。迁洛早期重建的洛阳宫太极殿广泛吸收和借鉴了魏晋洛阳城、南朝建康城和平城太极殿的形制。整个城市分为宫城、内城和外郭城。布局谨严，规模宏大，远超前代。筑外郭城以及在城内统一规划建造里坊，使郭城区域的功能进一步明确和丰富，是中国古代都城营建的一大创举。三重城围都城行制的出现，也改变了过去都城前朝后市的布局。开东魏、北齐邺都南城和隋唐长安城宏大整齐之先河。
——摘编自钱国祥《北魏洛阳外郭城的空间格局复原研究》等
（1）概述孝文帝重建洛阳的原因和举措。（2）简析北魏重建洛阳在古代都城发展史上的意义。
材料
有学者认为，“与万国对峙”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最高目标，为扭转内忧外患的局面，明治政府将“安内竞外”视为治国安邦之道，在日本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类似“与万国对峙”的表述。1868年，日本以明治天皇名义发布的《宣扬国威哀翰》，主张“开拓万里波涛，宣布国威于四方”，勾勒出“大陆政策”的扩张方向。此后，伊藤博文把废藩视为“抵御外辱，仲张皇威于海外”“与万国并立”的条件。木户孝允提出，“以文明开化为国家富强之途径”，1870年，外务权大丞柳原前光强调，“朝鲜国北连满洲，西与清国之地相接，使之屈服，实为保全皇国之基础，将来亦为经略、夺取万国之源也”。
——摘编自宋成有《新编日本近代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日本提出“与万国对峙”的背景及实施方略。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日本提出“与万国对峙”目标的历史影响。
材料 商鞅变法，严惩百姓私相斗殴行为，奖励军功，授以爵位田宅，养成“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的风气，秦国的军队几乎战无不胜，统治区域不断扩大，被当时六国人称为“虎狼之国”。荀子曾访问秦国，他认为秦国管理有效，承认秦国军队战斗力强悍：“齐之技击，不可以遇魏氏之武卒；魏氏之武卒，不可以遇秦之锐士。”但他认为按商鞅之法组建的秦国军队，“隆势诈，尚功利”，无礼义教化，“干赏蹈利”（求赏逐利），只能称之为“盗兵”，“尚功利之兵，则胜、不胜，无常”，不能与春秋时齐桓公的军队相比，更不能与商汤王、周武王那样的仁义之师相提并论。
——摘编自《荀子》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荀子称商鞅变法后的秦国军队为“盗兵”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价商鞅的军事改革。
材料 1898年6月，光绪皇帝颁布科举改革的谕旨，主要内容是：在乡试、会试中以策论取代八股文；调整乡试、会议三场考试的内容，将史论与政论列为第一场，时务与实学列为第二场，四书五经列为第三场；每场发榜一次，上榜者方可参加次场考试。这次改革因政变而中断。
随着形势的发展和新政的深入，废除科举犹如箭在弦上，不可阻挡。但废科举事关重大，阻力重重。于是，清政府采取回避的态度，对科举制进行局部改革。1901年6月至8月，清廷停止武科举，文科举取消八股，乡、会试改用策论，注重实学和时务，“考官阅卷，合校三场，以定去取，不得偏重一场”。
——改编自关晓红《科举停废与近代中国社会》等
(1)根据材料，比较1898年和1901年科举改革举措的异同。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01年清政府重启科举改革的原因。
材料 10世纪初，辽太祖耶律阿保机在韩知古、韩延徽等人的帮助下建立政权。初创之时，辽境内除了有从事游牧的契丹、奚等民族，还有从事农耕的汉族。当时，“庶事草创”，没有完备的法律制度。对此，神册六年（921年），耶律阿保机对大臣道：“凡国家庶务，钜细各殊，若宪度不明，则何以为治？群下亦何由知禁”，于是命大臣“定治契丹及诸夷之法，汉人则断以《律令》”。其中，“治契丹及诸夷之法”为适用于契丹等游牧民族的法律，即《决狱法》。该法由耶律突吕不奉诏编撰，为辽朝最早的一部基本法典，对契丹等游牧民族的不同习惯法作了调整，保留了不少草原传统法律条文。“断以《律令》”即沿用唐朝律法断案，适用于汉族。
——摘编自漆侠主编《中国改革通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辽太祖法律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辽太祖法律改革的特点。
材料 （贞观）十六年（642年）诏：氏族之盛，实系于冠冕；婚姻之道，莫先于仁义。……燕赵右姓，多失衣冠之绪……名虽著于州闾，身未免于贫贱。自号膏梁之胄，不敦匹敌（配偶）之仪。问名惟在于窃赀，结褵（古时女子出嫁）必归于富室。乃有新官之辈，丰财之家，慕其祖宗，竞结婚媾，多纳货贿，有如贩鬻。或贬其家门，受屈辱于姻娅；或矜其旧族，行无礼于舅姑。积习成俗，迄今未已。……自今已后，明加告示，使识嫁娶之序，各合典礼，知朕意焉。其自今年六月禁卖婚。
（显庆）四年（659年）诏：后魏陇西李宝、太原王琼、荥阳郑温、范阳卢子迁、（范阳）卢浑、（范阳）卢辅、清河崔宗伯元孙，凡七姓十一家，不得自为婚姻。
——摘编自（宋）王溥《唐会要》
(1)根据材料，概括诏书所反映的唐初婚姻现象，并据此分析当时统治者所面临的政治问题。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补充一条唐初为解决上述政治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秦僻在雍州，不与中国诸侯之会盟，夷程（狄）遇之。孝公于是布惠……三年，卫鞅说孝公变法修刑，内务耕稼，外劝战死之赏罚，孝公善之。甘龙、杜挚等弗然，相与争之。卒用鞅法……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诸侯毕贺。……（秦）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积粟如丘山。
——引自司马迁《史记》
材料二 抗日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实行国家垄断资本工业政策，建立了大量的政府企业机构，这些工业对民营工业的排挤是战时民营工业难以成长的重要原因。不过，在内战和恶性通胀等大环境下，到20世纪40年代末，无论是民营还是官营工业，都无一例外处于瘫痪或崩溃的状态。
1946年，在中国共产党发出《关于土地问题的指示》之后，解放区的土地改革就已经开始。……到1952年年底，除了西藏等部分民族地区和台湾地区之外，全国农村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真正实现了“耕者有其田”。……地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引自《中国经济史》编写组《中国经济史》
材料三 “实行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是中国共产党确立的一项大政方针，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然要求。”“在功能定位上，明确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都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基础。”“加强科技供给，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全面深化科技体制改革，提升创新体系效能，着力激发创新活力。创新决胜未来，改革关乎国运。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推进自主创新，最紧迫的是要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解放和激发科技作为第一生产力所蕴藏的巨大潜能。”
——引自《习近平谈治国理政》
(1)根据材料一，指出秦国实力的变化及其主要原因。秦始皇陵兵马俑军阵生动再现了两千多年前秦军“虎贲之士百余万，车千乘，骑万匹”的磅礴气势，结合所学，概括其布局特点。
(2)阅读材料二，概括20世纪40年代末民营工业“处于瘫痪或崩溃的状态”的原因。以解放区土地改革为例，扼要说明“土地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经济变革，也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写出中共十四大明确提出的经济体制改革目标和向中国共产党确立这项"基本经济制度”的会议的名称，指出非公有制经济的“功能定位”。②"科技领域是最需要不断改革的领域。”回顾历史，写出1985年中共中央确定的科学技术体制改革的战略方针，扼要阐述“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论断的重大意义。
材料 明治以前，受朱子学影响，日本思想界多批判王安石及其新法。明治时期，日本对王安石的关注提升。有人认为，当时日本国势与赵家相类，外患不在辽夏之下。后来，随着国家主义思潮膨胀，思想界对王安石的评价发生根本变化，赞扬其辅佐神宗，务在富国强兵。有人将宋神宗比拟为振兴王权、宣扬国威的路易十四，将王安石比作法国重商主义的典范范柯尔贝尔。更有留学西欧的学者引王安石为知己，认为其经济政策一改中国传统的退守主义，变为扩展财源的积极主义；取市易、青苗、均输等干涉主义手段，使国家握有利权；义取之以道，兴实利与人民，令国民不被其害。破空前古，正与当时泰西经济观念相同。
——摘编自张呈忠《日本近代化进程中的王安石变法研究》等
(1)据材料概括说明明治时期日本思想家对王安石变法的认识。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以上认识产生的原因。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