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
材料二 当代学者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茅海建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1）说明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论点所依据史料的类型，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谈谈你对茅海建观点的看法。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随着时代变迁而演变。下表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发展脉络。
| 时间 | 政策演变 | 基本情况 |
| 1949年—1984年 | “一纲一本”政策的曲折发展 | 新中国成立初期，新生政权将教科书建设放在重要位置。1950年底，我国组建了专业教材出版社——人民教育出版社；文革期间，人民教育出版社被解散，统编教材遭到全面禁止，教科书编写权下放至地方和学校；改革开放初期，教育领域拨乱反正，修订全国统编教科书，将教科书“国定制”治理模式进一步细化。 |
| 1985年—2000年 | “一纲多本”政策的萌芽阶段 | 为适应社会变迁和教育事业发展，人民教育出版社编制十年制和十二年制两版教材，这是“一纲一本”政策调整的重要标志。1986年，教育部设立教材审定委员会，提出有领导、有计划地实现教材多样化，以适应不同地区需要，各地教育差异性得到尊重；1996年，根据需要，国家教委对教材审定各方面作出详细安排和规定，教科书也从“国定制”变为“审定制”。 |
| 2001年至党的十八大 | “一纲多本”政策的落实阶段 | 在民主开放的政策环境中，我国中小学教材建设发生较大变化。 1999年颁发的《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对教育改革进行全方位部署，“一纲多本”在新课改背景下开展；2001年颁布《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规定实行国家基本要求下的教材多样化政策，新课改着眼于不断发展的国内外环境，努力促进我国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
| 十八大至今 | “一纲多本”政策的调整阶段 | 十八大以后，党和国家从国家意志的体现和国家事权的彰显角度重视教材建设的价值和意义。2017年3月国家教材委员会成立，办公室设在教育部；同年9月，中小学部分学科教材统一使用“部编本”；2019年，所有年级全部使用部编教材。“一纲多本”教科书政策的调整扭转了教材发行及使用过程中过于市场化的局面，有利于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育人方向，同时提高了教材质量。 |
——整理自卢德生、王垚芝《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中小学教科书政策的演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中小学教科书政策演变”为主题，自拟论题并予以论述。（要求论题明确，立论有据，语言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材料，任选一类关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