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商鞅以法家思想为指导，大刀阔斧地进行了改革：“为田开阡陌封疆”“僇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有军功者，各以率受上爵”“令民为什伍，而相牧司连坐……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匿奸者与降敌同罚”“平斗桶权衡丈尺”。商鞅变法将社会引向一个统治残酷、愚昧单调、军事色彩浓厚的专制社会结构中。秦文化中固有的弱点使商鞅变法只能于短期内取得国富民强的效果，但难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治”。
——摘编自杨志飞《商鞅变法的再认识》
材料二 “秦半两”青铜币以圆形方孔为货币造型。《史记·平准书·索隐》引《古今注》：“秦钱半两，径一寸二分，重十二铢。”钱文突起而狄长，略具弧形。个别有外郭，背平素。
秦半两钱
材料三 青苗钱利民其少，害民极多……
——司马光《乞罢青苗钱白扎子》
与今世银行所营之业相近，青苗则农业银行之性质也。
——梁启超《王安石传》
(1)根据材料一、列举商鞅变法在经济方面的举措，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商鞅变法的作用。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指出秦半两钱的史料价值。
(3)材料三中司马光、梁启超对青苗法的认识有何不同？
(4)结合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影响史料运用的重要因素。
材料一 “鲜卑旧墟石室嘎仙洞及祝文”（下图），发现于内蒙古自治区。拓跋鲜卑旧墟石室，很早就见于古代文献。但因没有明确记载和实证，石室的具体位置久无定论。1980年，考古工作者发现了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一个山洞——嘎仙洞石室内的石刻祝文。其文字内容不仅与《魏书·礼志》中记载的北魏皇帝此次祭祖的祝文文字基本相同，且多出78字。由此得以确证嘎仙洞即传世文献记载中的北魏拓跋鲜卑族“石室”祖庙，由此证实了大兴安岭、呼伦贝尔草原就是拓跋族鲜卑部的发祥地。
——普通高中教科书历史必修中外历史纲要（上）第29页
材料二 公元485年，北魏孝文帝颁布均田令，基本解决了土地兼并所造成的土地和劳动者之间的分离，保证了每个劳动者都拥有了运用其劳动力所必需的土地。在此基础上，北魏变旧的以户计征的租调制为新的以丁计征的租调制，具体规定是一夫一妇每年缴纳帛一匹，粟二石。15岁以上未结婚的男子四人，奴婢八人，耕牛20头，也分别出一夫一妇的租调。出产麻布的地区，可以布代帛缴纳。以丁夫计征的租调制具有一定的均赋意义。虽然奴婢和耕牛的租调大大低于一般丁男丁女，但大地主占有大量奴婢和耕牛毕竟必须承担纳税义务，那些百室合户、千丁共籍的大地主家族荫占的大批劳动力也必须承担赋税，从而比较有效地解决了户调制的弊端。
——摘编自张守军《魏晋南北朝的租调制》
(1)根据材料一，分析嘎仙洞石室祝文的史料价值，并说明材料中用到的历史研究方法有何特点。
(2)根据材料二，指出北魏孝文帝改革中赋税制度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变化的原因。
材料一 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
——《魏书•高祖纪》
材料二 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率多摈弃之，有同奴隶。边任浸轻，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实肇于此。
——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三《兵制》
材料三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
——北宋欧阳修《居士集•卷十六》
(1)分别概括材料一、二、三对北魏孝文帝及其改革的评价。
(2)研究北魏孝文帝及其改革时，你如何看待《魏书•高祖纪》《文献通考》《居士集•卷十六》的史料价值。
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中，围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的“密诏”问题，史界多有争论。由于“密诏”的面世有不同来源和不同版本，故有“真本”与“伪本”之说，甚至也有认为“密诏”本身并不存在，是“伪作”。
据学者梳理，“密诏”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之子，一是康有为，两者均称“密诏”为光绪帝直接颁谕所得。
材料一 1898年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登载康有为所持“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材料二 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呈缴都察院存录的“密诏”：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1)比较两份“密诏”的内容，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如果“密诏”确实存在，你认为哪一份“密诏”更接近光绪帝原意？为什么？
(3)就史料而言，两份“密诏”的价值何在？
材料一 帝……雅好读书，手不释卷。“五经”之义，览之便讲，学不师受，探其精奥。史传百家，无不该涉，善谈《庄》《老》，尤精释义。才藻富赡，好为文章，诗赋铭颂，任兴而作。有大文笔，马上口授，及其成也，不改一字……史臣曰：有魏始基代、朔，廓平南夏，辟壤经世，咸以威武为业，文教之事，所未遑也。高祖……钦明稽古，协御天人，帝王制作，朝野轨度，斟酌用舍，焕乎其有文章，海内生民咸受耳目之赐。
——《魏书·高祖纪》
材料二 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率多摈弃之，有同奴隶。边任浸轻，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实肇于此。
——元朝马端临《文献通考》兵考三《兵制》
材料三 其私后魏之论者曰：魏之兴也，其来甚远。自昭成建国改元，承天下衰弊，得奋其力，并争乎中国。七世至于孝文，而去夷即华，易姓建都，遂定天下之乱，然后修礼乐，兴制度而文之。考其渐积之基，其道德虽不及于三代，而其为功，何异王者之兴！
——北宋欧阳修《居士集·卷十六》
(1)分别概括材料一、二、三对北魏孝文帝及其改革的评价。
(2)研究北魏孝文帝及其改革时，你如何看待《魏书·高祖纪》《文献通考》《居士集·卷十六》的史料价值。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影响人物和事件评价的因素。
材料一 用商鞅之法……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税什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
——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二 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乡邑大治。太史公曰：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刑公子虔，欺魏将昂，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於秦，有以也夫！
——司马迁《史记·商君列传》
材料三 （商鞅）为相十年，人多怨之。臣光曰：夫信者，人君之大宝也。国保于民，民保于信。非信无以使民，非民无以守国。……昔齐桓公不背曹沫之盟，晋文公不贪伐原之利，魏文侯不弃虞人之期，秦孝公不废徙木之赏。此四君者，道非粹白，而商君……处战攻之世，天下趋于诈力，犹且不敢忘信以畜其民，况为四海治平之政者哉！
——司马光《资治通鉴》
(1)比较三则史料，说明它们在研究商鞅变法与改革中共同具有怎样的史料价值。
(2)根据材料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概括司马迁和司马光对商鞅及其变法持有的看法以及存在差异的原因。
(3)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你认为评价历史事件还可以依据或借鉴哪些参考信息进行判断。
| A．文献史料往往带有主观性 | B．阶级属性决定史料价值大小 |
| C．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理解 | D．日记比二手史料更具真实性 |
材料一 如图是出土文物商鞅方升
材料二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治国能转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摘自《商君书》
材料三 用商鞅之法……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税什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大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
——班固《汉书·食货志》
（1）比较三则史料，说明其在研究“商鞅经济改革”中各自的史料价值。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商鞅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指出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有何不同？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应。
（2）材料一、材料二两则材料相比较，哪则材料更具史料价值？请说明理由。
材料一 袁之为人机诈反复，深知皇上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二 我对戊戌政变此一事件有惑，且对当时的研究各说也不敢贸然认同，由此重新阅读有关档案（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并以此检视先前各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即光绪帝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于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完成下列任务：
（1）据材料一，概括梁启超认为戊戌变法失败的主要因素。结合所学，指出戊戌变法失败的根本原因。
（2）据材料二，概括作者对戊戌政变的主要观点。
（3）从史料实证的视角，简评上述材料的价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