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1899年1月，康有为在回忆“公车上书”时说：“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以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并将之视为资产阶级改良派走上政治舞台的标志。
——摘编自《康南海（康有为）自编年谱》等
材料二 20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史学界对康有为的说法提出了诸多质疑。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己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二集》
（1）指出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观点有何不同？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概述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士大夫阶层对甲午战争失败的反应。
（2）材料一、材料二两则材料相比较，哪则材料更具史料价值？请说明理由。
| “今介甫（王安石字）为政……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 （北宋）司马光《传家集》 |
|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
| “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 （晚清）梁启超《王安石传》 |
| A．《传家集》是一手史料，作者立场最权威客观 |
| B．研究者立场影响了对王安石的评价 |
| C．《王安石传》为近代学者所著，评价较为全面 |
| D．从《传家集》到《王安石传》，评价具有时代色彩 |
材料 清代，漕粮由地方官征收于民，再交兑漕运部门运抵京城，历时近一年。从仓储、运输、损耗加之行政成本，使得漕粮运费远高于米粮本身价值。咸丰年间，因战乱兵婴影响，漕粮运输愈发困难。咸丰七年（1857年）湖北军务大体告竣，但仍需为省内及入江皖作战各营提供饷需，湖北巡抚胡林翼开始在湖北主持漕务改革。各州县将漕粮改折银钱征收，除部分截留充军饷外，滑折银分批运抵京师。同治末年起，湖北在漕粮折征基础上，每岁由招商局于江皖等地采买海运米三万石，由沪海运至津，交兑通仓。南方省份普遍进行漕务改革，这反映出近代不计成本的“贡赋逻辑”逐渐被改变。
——摘编自周健《改折与海运：胡林翼改革与19世纪后半期的湖北漕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胡林翼在湖北推行漕务改革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晚清各省漕务制度改革的影响。
材料 庆历三年，仁宗启用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剑锋所及直指北宋整个官僚集团，革新终极目标是“法制有立，纲纪再振”。范仲淹要求谏官提高自身的素质，要有坚守监察职责的道德，不惧权势，敢于牺牲；同时，希望朝廷能对谏官恩威并施，既要激励谏官与贪腐作斗争，又要防止谏官与不法臣僚勾结。此外，加强对官员的全面监察和考绩，对官员的监察上，多途并举，注重发挥台谏监察功能，对“诸道知州、同判，毫者、懦者、贪者、虐者、轻而无法者、堕而无政者，几皆可奏降”。鼓励官民上书，在一定程度上也能加强对官员的监察。对官员的考绩作为官员监察的一个重要手段，范仲淹建议京朝官需要延长京官的勘磨年限，从而压缩京城中冗官的数量，提升了官员德、才素质，为北宋的政治舞台吹进了一丝奋进的微风。
——摘编自杨永亮《范仲淹政治变革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仲淹推行庆历革新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在庆历革新中监督官员的措施。
材料 改革开放以前，我国价格形式过于单一，许多商品价格甚至几十年不变。这些状况大大阻碍了商品流通和分配的合理化，制约着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1979年，国务院开启了全方位的价格大改革。第一阶段（1979-1984年），对价格体系进行结构性调整。由于农产品价格过低影响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和城市供应，国家连续几年大幅度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除此之外，国家还先后对农产品内部比价、工业品内部比价、部分消费品价格、各种运输方式之间的比价进行结构性调整。第二阶段（1985－1989年），把部分商品价格放开。政府实行计划指导下的议购议销、国家参与市场调节、逐步扩大企业定价权等措施，对价格体系与价格管理体制进行全面改革。通过一系列的改革，逐步形成国家定价、国家指导价、市场调节价等多种价格形式并存的格局，商品价格较以往能更好的反映价值和供求关系。但后期由于物价升幅过大，使改革一度陷入困境。
——摘编自刘一民《我国八十年代价格改革的得与失》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1979-1989年价格改革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1979-1989年价格改革的作用。
史料一 ： (注释：①年)在长沙，我第一次看到报纸——《民力报》，那是一份民族革命的报纸，刊载着一个名叫黄兴的湖南人领导的广州反清起义和七十二烈士殉难的消息。我深受这篇报道的感动，发现《民力报》充满了激动人心的材料。这份报纸是于右任主编的，他后来成为国民党的一个有名的领导人。这个时候，我也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注释：②）。当时全国处于第一次革命（注释：③）的前夜。我激动之下写了一篇文章贴在学堂的墙上。这是我第一次发表政见，思想还有些糊涂。我还没有放弃我对康有为、梁启超的钦佩。我并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差别。所以我在文章里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康有为当国务总理，梁启超当外交部长!
——埃德加·斯诺《西行漫记·毛泽东自述》(1936年6月毛泽东接受斯诺采访时自述)
史料二：下图为1911年8月1日《民立报》的影印件，记有“七十二烈士”的报道。
请回答下列问题：
(1)史料一中有三处（标有①②③序号）需要注释，请结合所学知识进行校勘和注释。
(2)依据史料一，毛泽东当时赞成在中国实行什么政体?属于什么性质?
(3)毛泽东为什么说自己当时“思想还有些糊涂”?康有为、梁启超与孙中山及毛泽东三者所走的救国道路有何不同?
材料一 作为中国维新派的著名领袖，康有为亲自编撰了《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法国革命记》等书，并在1898年陆续送呈光绪御览。
材料二 康有为写道：“臣读各国史，只法国革命之际，君民争祸之剧，未尝不掩卷而流涕也。流血遍全国，巴黎百日而伏尸百二十九万，变革三次，君主再复，而绵祸八十年。十万之贵族，百万之富翁，暴骨如莽，奔走流离，散逃异国。城市为墟，而革变频仍，迄无安息，遂入洄渊，不知所极。”后来又在《法国革命史论》中写道：“吾国久废封建，自由平等已两千年，与法国十万贵族压制平民，事既不类，倡革命而言压制者已类于无病学呻矣。” ——《中国近代史料选辑》
(1) 康有为编撰《日本明治变政考》《俄罗斯彼得变政记》等书并送呈光绪帝的意图是什么？与其在材料二中阐发的观点是否矛盾？为什么？
(2) 康有为在材料二中引述的历史史实是否完全准确？请做出你的判断，并说明理由
材料一 昔同治初年，德相毕士麻克语人日：“三十年后，日本其兴，中国其弱乎?日人之游欧洲者，讨论学业，讲求官制，归而行之；中人之游欧洲者，询某厂船炮之利，某厂价值之廉，购而用之，强弱之原，其在此乎?”呜呼，令虽不幸而言中矣，惩前毖后，亡羊补牢，有天下之责者，尚可以知所从也。
——摘自梁启超《变法通议》
(1)文中划线部分涉及的历史事件是 ______。概括毕士麻克提出观点的依据，并 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梁启超发出感慨的原因。
材料二 1911年……那一种共和政体是一十大失败，因为它在中国的历史、传统、政治经历、制度、天性、信仰、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它是外国的、空洞的，是附加在中国之上的。它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快就被除去。 ——摘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2)谈谈你对“它在中国的历史……观念或习惯中毫无根基”的理解。
材料三近百年的中华民裢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连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
——蒋廷黻《中国近代史》
(3)概括作者的基本观点。你是否同意他的观点?联系上述材料和所学知识谈谈你的看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