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中，围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的“密诏”问题，史界多有争论。由于“密诏”的面世有不同来源和不同版本，故有“真本”与“伪本”之说，甚至也有认为“密诏”本身并不存在，是“伪作”。

据学者梳理，“密诏”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之子，一是康有为，两者均称“密诏”为光绪帝直接颁谕所得。

材料一   1898年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登载康有为所持“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材料二   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呈缴都察院存录的“密诏”：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材料一   袁之为人机诈反复，深知皇上无权，且大变将兴，皇上将不能自保。故虽受皇上不次拔擢之大恩，终不肯为皇上之用。且与贼臣之逆谋，卖主以自保，而大变遂成于其手矣。

——梁启超《戊戌政变记》

材料二   我对戊戌政变此一事件有惑，且对当时的研究各说也不敢贸然认同，由此重新阅读有关档案（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并以此检视先前各说，得出自己的结论。戊戌政变是一个过程，是由相关的诸多事件组成，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权力关系经历了紧张、对立、决裂，最后发展到慈禧太后企图废帝。开懋勤殿，设议政官，即光绪帝企图重用康有为及其党人，引起了慈禧太后与光绪帝的政治对立。八月初四日慈禧太后突然回西苑，事起于御史杨崇伊的密折，而密折中最能打动慈禧太后之心的，是伊藤博文次日的觐见。戊戌政变虽未因袁世凯告密而发生，但袁世凯告密的消息到北京，大大加剧了政变的激烈程度。

——摘编自茅海建《戊戌政变的时间、过程与原委》

材料一   如图是出土文物商鞅方升

材料二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治国能转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摘自《商君书》

材料三   用商鞅之法……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税什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大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

——班固《汉书·食货志》

材料一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

材料二   当代学者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茅海建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史料一　上层统治阶级主流对改革的正确认识，与他们的整体素养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在十九世纪上半期，俄国官僚的升迁主要取决于受教育程度，而非门第出身。于是，19世纪30—40年代，官僚中间出现了一批接受过良好教育，勤于思考，对即将进行改革的纲领及实施方式意见相近的人，当时被称为自由派官僚。自由派官僚分布在政府各部门，它同自由派社会活动家、学者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改革是社会从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长期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是以相对和平的方式对旧制度和旧思想的否定，对新制度和新思想的认同。俄国1861年改革既废除了旧的根本阻碍俄国前进的落后的农奴制度，又在此后相继颁布了一系列的法令，为俄国的近代化构建了基本框架。

——张桂荣《1861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再思考》

史料二　日本明治政府曾以公历代替农历，元旦代替春节，改革服饰、发式和饮食习惯等。一开始“欧化”铺天盖地。但是，这样的“欧化”很快被“日本化”回潮所压倒，尤其是思想界。……被称为日本“资本主义之父”的涩泽荣一，则从《论语》里寻找儒家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结合点，提出了著名的“论语加算盘”即“道德经济合一”论，这种社会大转型过程中的文明与文化“离异”与“回归”现象，在东亚具有普遍性。

——摘编自马克垚主编《世界文明史》

材料   1951年，西藏和平解放。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1959年3月10日旧西藏政府及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蓄谋已久的武装叛乱。在平定叛乱的过程中，周恩来总理签署国务院令，解散原西藏地方政府，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职权；废除旧政府及其官员的一切封建特权和乌拉差役、人头税，依照宪法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建立县、区、乡农民协会，进行民主改革，逐步建立各级人民政权；通过赎买等政策废除农奴主的土地所有制，实行农民的土地所有制；坚持宗教信仰自由政策、保护爱国守法的宗教界人士。此次改革为1965年西藏自治区的成立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摘编自常安《西藏民主改革的历史意义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