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戊戌变法运动的研究中，围绕“戊戌政变”前夕光绪帝的“密诏”问题，史界多有争论。由于“密诏”的面世有不同来源和不同版本，故有“真本”与“伪本”之说，甚至也有认为“密诏”本身并不存在，是“伪作”。
据学者梳理，“密诏”的来源主要是两个：一是杨锐（戊戌六君子之一）之子，一是康有为，两者均称“密诏”为光绪帝直接颁谕所得。
材料一 1898年10月19日，上海《新闻报》登载康有为所持“密诏”：朕维时局艰难，非变法不能救中国，非去守旧衰谬之大臣不能变法，而太后不以为然，朕屡次几谏，太后更怒。今朕位几不保，汝可与杨锐、刘光第、谭嗣同、林旭诸同志妥速密筹，设法相救。朕十分焦灼，不胜企望之至。特谕。
材料二 1909年，杨锐之子杨庆昶呈缴都察院存录的“密诏”：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欲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用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以为恐失人心。虽经朕屡次降旨整饬，而并且随时有几谏之事，但圣意坚定，终恐无济于事。即如十九日之朱谕，皇太后已以为过重，故不得不徐图之，此近来之实在为难之情形也。朕亦岂不知中国积弱不振，至于阽危，皆由此辈所误。但必欲朕一旦痛切降旨，将旧法尽变，而尽黜此辈昏庸之人，则朕之权力实有未足。果使如此，则朕位且不能保，何况其他？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俾旧法可以全变，将老谬昏庸之大臣尽行罢黜，而登进通达英勇之人令其议政，使中国转危为安，化弱为强，而又不致有拂圣意。尔其与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诸同志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由军机大臣代递。候朕熟思，再行办理，朕实不胜十分焦急翘盼之至。特谕。
(1)比较两份“密诏”的内容，其差异主要表现在哪些方面？
(2)如果“密诏”确实存在，你认为哪一份“密诏”更接近光绪帝原意？为什么？
(3)就史料而言，两份“密诏”的价值何在？
| A．文献史料往往带有主观性 | B．阶级属性决定史料价值大小 |
| C．同一事件具有不同的理解 | D．日记比二手史料更具真实性 |
材料一 如图是出土文物商鞅方升
材料二 “不农之征必多，市利之租必重”“国之所以兴者，农战也”“国待农战而安，主待农战而尊”“治国能转民力而壹民务者，强；能事本而禁末者，富”
——摘自《商君书》
材料三 用商鞅之法……一岁力役，三十倍于古……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见税什十五，故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大彘之食，重以贪暴之吏，刑戮妄加。
——班固《汉书·食货志》
（1）比较三则史料，说明其在研究“商鞅经济改革”中各自的史料价值。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评商鞅的经济改革。
材料一 康有为在《康南海自编年谱》中说：
“再命大学士李鸿章求和，议定割辽、台，并偿款二万万两。三月二十一日电到北京，吾先知消息，即令卓如（梁启超）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湖南人和之时以士气可用，乃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与名者千二百余人，以一昼二夜草万言书，请拒和、迁都、变法三者……并日缮写……遍传都下，士气愤涌，联轨察院（都察院）前里许，至四月八日投递，则察院以既已用宝（光绪帝批准和约），无法挽回，却不收。”许多论著据此认为康有为发起和组织了“公车上书”。
材料二 当代学者茅海建详细查阅清朝军机处《随手档》《早事档》《上谕档》《电报档》《洋务档》《收电》《交发档》《宫中电报电旨》等档案，提出：
“从二月二十七日至四月二十一日，在不到两个月的日子里，上奏、代奏或电奏的次数达154次，加入的人数超过2464人次……在各省，封疆大吏电奏反对者（反对签订和约）已过其半数；在京城，翰林院、总理衙门、国子监、内阁、吏部官员皆有大规模的联名上书；举人们的单独上书也达到了31次，加入的人数达到了1555人次；举人们参加官员领衔的上书为7次，加入人数为135人次。”“四月初八日（5月2日），即康有为所称‘不收’其上书的当日，都察院代奏了官员举人的上书共计十五件。”茅海建认为：“由此可以证明，康有为组织的十八行省公车联名上书，并非都察院不收，而是康有为根本没有去送。”
（1）说明材料一和材料二的论点所依据史料的类型，并分析其价值。
（2）根据材料一和材料二，谈谈你对茅海建观点的看法。
| “今介甫（王安石字）为政……士吏兵农工商僧道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者，纷纷扰扰，莫安其居” | （北宋）司马光《传家集》 |
| “国家一统之业，其合而遂裂者，王安石之罪也” | （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 |
| “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其良法美意，往往传诸今日莫之能废” | （晚清）梁启超《王安石传》 |
| A．《传家集》是一手史料，作者立场最权威客观 |
| B．研究者立场影响了对王安石的评价 |
| C．《王安石传》为近代学者所著，评价较为全面 |
| D．从《传家集》到《王安石传》，评价具有时代色彩 |
材料 自商鞅变法运动开始之后，由于其行动与理论的独特性，引起了学者与政治家的强烈关注。其后随着社会实践与文明程度的发展，学界更是把它作为法家治世的一种典型符号象征，进行了深入而又持续的研究。
从变法开始直至今日，对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从价值维度上可粗略地划分为四类不同的认知：第一类，传统法家学派“富强王治”的评判，积极肯定商鞅变法理论与实践，《商君书》《韩非子》等基本可以划归为这一类；第二类，传统儒家、道家、杂家等“背道刻暴派”的评判，即以道德为依据对商鞅变法持强烈批判态度，如荀子称商鞅为“盗兵”，孟子批评商鞅“强战”，等等；第三类，近代史学“富国强邦的军国法术派”的评判，如钱穆《国史大纲》、张荫麟《中国史纲》等；第四类，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阶级服务派”的评判，主张商鞅变法顺应了经济变革的要求，为统治阶级的利益而服务，其中以郭沫若先生为代表。
——摘编自王云鹤《商鞅变法若干问题研究》
根据材料，任选一类关于商鞅变法性质的评判，并结合所学知识予以阐释。
材料一 罗马教廷实行以教皇为首的封建中央集权制，教皇有权制定、修改法律，决定教区的划分；教皇还通过教职任命建立了封建教阶等级制，遍布欧洲各国的大小教区，实际是听命于教皇的封建行政区；教廷拥有法庭、监狱，可以更改国家法的判决，同时也不断粗暴干涉各国的内政。封建土地所有制是封建制度的基础，罗马的教廷及其教会更是欧洲最大的封建土地所有者，因而也是最大的封建主，天主教会至少拥有欧洲土地的三分之一，对农民进行残酷的剥削，教会土地上的农民不但要受名目众多的赋税徭役的剥削，而且还受到什一税和高利贷的盘剥。教会神学思想更是封建统治思想的主体，支配着整个社会的政治和精神生活。
——摘编自《宗教改革对欧洲政治格局变迁的影响》
材料二 16世纪伟大的宗教改革使得互不了解的各国人民突然接近起来，并且通过新的共同信仰，紧密联合在一起。维登堡大学教授马丁•路德的《九十五条论纲》系统阐发了宗教改革的主张，得到大多数师生的支持。该大学的自由教育吸引了布鲁诺前往。加尔文在巴黎大学受过严格的思想训练，他的《基督教原理》被认为是16世纪最有学术价值和最严谨的宗教著作。他创办了日内瓦学院，毕业的传教士被派往荷兰、英国等地；他领导的宗教改革使荷兰摆脱了西班牙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并为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第二幕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外衣。加尔文教是当时资产阶级经济利益的真正的宗教外衣。
——据《旧制度与大革命》等整理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欧洲宗教改革的必要性。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欧洲大学对推动宗教改革发挥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