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东汉初年，中央军队以南、北军为核心，但由中央直接指挥的还有三支比较特殊的军队。建武六年(30年）“罢郡国都尉官”，取消郡国四种常备军和每年一度的都试制度， 郡国军队只用于维持地方治安。据《后汉书》载：“帝在兵间久，厌武事，且知天下疲耗……未尝复言军旅”，“修文德，不欲功臣拥众京师，乃去甲兵，敦儒学。”建武十三年(37年）后，相当于三公地位的大将军、骠骑将军、车骑将军、卫将军，还有前后左右将军不再常设，只在战时临时任命。南阳太守杜诗上书：“间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宜有重慎，可立虎符，以绝奸端。”刘秀采纳了杜诗的建议。但东汉地主豪强有为数不少私人武装（部曲和家兵），每年二三月份或八九月份，地主对他们的 私人武装进行战争训练。

——摘编自漆侠主编《大一统初期的变奏曲》

材料王安石变法与他早期在浙东的施治经历多有关联。北宋时，浙东负山近海，河渠淤塞，深受海水倒灌与干旱之苦。当地民众常将田地质押给“豪右”，靠借高利贷维持生产。王安石到任后，深感当地生财无道，地方无可用之才，学校无教导之官，不利风教，遂行大刀阔斧的改革，成效显著。有诗赞曰：荆公（王安石）宰吾鄞，学校振士风。留心及水利，经游详记中。旱涝切民瘼，往返劳行踪。当时青苗法，实惠遍村农。

——摘编自岑华潮《王安石与浙东的崛起》

材料一     1827年伦敦大学委员会批评牛津、剑桥大学过于偏重神学与古典文学等自由教育，疏于医学与法律等专业教育，为此，提出伦敦大学办学原则与课程体系。“鉴于不信奉国教者的人口如此之多，其掌握的财富如此之雄厚，鉴于英格兰人中生活闲适、财富中等的人口比例如此之大，我们国家迫切需要建立这样一个机构。在这个机构，用合理的费用就可以获得教育，所有教派的信徒均无入学资格的限制。这里将安排三类课程，一是构成自由教育的基本课程，二是带有装饰功能的课程，三是属于专业教育的课程。”增加的新课程主要是现代语言学科与新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这种模式下，到1851年，伦敦大学的普通学院达29所，附属医学院近60所，形成高等教育大发展的局面。

——摘编自邓云清《伦敦大学与英国高等教育的近代化》

材料二     1898年在总理衙门筹议的《京师大学堂章程》中非常注重科学课程的设置，正式开办的京师大学堂仅设有仕学院及附设中小学堂，分为“诗”“书”“易”“礼”四堂和《春秋》两堂，科学课程竟一门没开。1900年，京师大学堂毁于八国联军战火，1902年恢复开办。1902年春，大学堂正式进入了“聘请外国教习和学习外国路径由西向东，由欧美向日本的转变”。1908和1909年，原先招聘的日本科学教习合同期满，全部离开大学堂，京师大学堂经过十多年的发展，科学教育体制日臻完备。科学课教师队伍大都由本国教师构成，为大学堂科学教育的稳步推进奠定了师资基础。1912年，随着辛亥革命的胜利，中华民国正式成立，民国政府正式更名京师大学堂为北京大学。

——摘编自吴云鹏《京师大学堂科学教育变革中的文化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