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教育是提高国民素质和提升文明程度的重要方面，明治政府积极地发展近代教育。1871年成立文部省，负责主持文教改革事宜。1872年8月，文部省颁布了日本近代教育史上第一个重要改革法令——《学制》。《学制》明确规定了从小学抓起，普及初等国民教育的方针，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改革中等教育。1883年的《农学校通则》和次年的《商业学校通则》推动了日本近代职业教育得以发展。同时，优先重点建立了以东京大学为代表的一批高等教育机构，来培养技术人员和国家干部。至1932年，日本的国立大学便达到6所，非国立大学20所，其它高等机构达到235所，小学入学率几乎达到百分之百，并向英、美、法、德等先进国家派出留学生。在教学内容上，学校除了教授各类社会与自然科学知识外，还向学生灌输忠君爱国的思想，宣扬“大和魂”、武士道、儒教的伦理道德，以树立天皇神权为中心的皇权主义、法西斯主义等。

——摘编自王光波《一本书读懂日本史》

材料一英美德三国能源转型关键时间节点

——摘编自裴广强《近代以来西方主要国家能源转型的历程考察》

材料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能源需求不断增加。1978～2006年，中国能源消费量由5．7亿吨标准煤增加到24．6亿标准煤，增长了4．3倍。据统计，2005年中国煤炭产量达到22．2亿吨，占整个一次能源消费的68．7%，而石油天然气仅占24%。近几年，我国对石油需求的年增长速度为16%，而石油开采的年增长速度却只有2%，石油净进口量从2000年的6962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1．63亿吨。目前，中国是仅次于美国和日本的第三大石油进口国。据国际能源机构预测，到203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的82%将依赖进口。

——摘编自刁秀华《中国能源安全》

材料   在1857年末改革诏令发布之后的短短三年时间里，沙皇依靠高效的官僚机构搜集和整理了大量资料，并且制定出相当完备的改革法案。这表明历史积攒的隐性力量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力量既来自农奴制的思想危机和克里米亚战败后的政治危机，也来自于19世纪上半期俄国政府在农民问题上的不断改革。索洛维约夫说：“如果改革大业不是在专制皇权的主导下开始，那么反对派的实力将会强大得多，并会将改革完全倾覆。”在制定改革方案的过程中，亚历山大二世发挥了主持者和平衡者的作用，并且成为最终的仲裁者。他促使贵族主动提出改革，在形式上保障了贵族对改革的参与权，使得改革没有变成贵族与沙皇的公开冲突。在最为关键的土地和赎买问题上，亚历山大二世表达了平衡地主与农民利益的公正立场。在政治斗争中，他对贵族和政府的方案都采取了模糊立场这就保证了贵族对沙皇的信心，同时转移了斗争的焦点。最终在沙皇的保护下，编纂委员会（改革的中心机构）的主要成果得到保留。

——摘编自张广翔等《再论亚历山大二世与俄国1861年农民改革

材料蔡元培任教育总长时，对全国教育进行过一些改革，主要是采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代替清朝封建主义的教育方针和教育制度。他提出停止祀孔，废除读经，把清学部规定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封建主义的教育宗旨，改为资本主义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他解释说：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所谓富国强兵之主义也”；公民道德，“所标揭者，曰自由、平等、博爱”；世界观教育，“就是哲学的课程，意在兼采周秦诸子、印度哲学及欧洲哲学，以打破二千年墨守孔学的旧习”；在教育上应特别注重美育，因为美感是普遍性，可以破人我彼此的偏见，美学是超越性，可以破生死利害。用这种资产阶级教育宗旨为指导，他主持了学制改革，课程修订，推行义务教育和社会教育，并实行小学男女同校等，一定程度反映了资产阶级的反封建的要求。

——摘编自李新《中华民国人物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