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官员建议不宜像这样“一元”“二元”表述纪年，而应以祥瑞为每一纪元命名。武帝遂陆续追改其纪元为“建元”、“元光”等。此外，西汉前期各诸侯王也和皇帝的纪年形式一样，以自己王国内诸侯王的在位年数来纪年，皇帝与诸侯间便颇有分庭抗礼之势。汉武帝用年号纪年后，历朝历代皇帝纪年都有年号而诸侯没有，年号从其诞生时起就成了皇帝神圣统治权威的突出象征。

——摘编自辛德勇《年号背后的玄机与深意》

材料二 清末，很多知识分子提出了革新纪年方式的主张。戊戌变法前夕，康有为在《孔子改制考》中写道“孔子卒后二千三百七十六年”，改立孔子纪年亦成为其变法的一项重要主张。1903年，刘师培强调“黄帝纪年”对于汉民族保持“特立之性质”的重要作用。1903年，高梦旦提出中国应该使用西方通行的“耶稣纪年”，认为纪年仅仅只是符号，符号就应该使用简便而又通行之例，“耶稣纪年”正代表这一趋势。各种歧异的纪年主张，都借用了西方宗教的例证作为自己合理性的依据。如康有为认为：“大地各国，皆以教主纪年。”刘师培说：“吾观泰西各国，莫不用耶稣降世纪年。”1919年底，钱玄同认为中国当采用世界通用之公历纪年（即耶稣纪年），公历纪年和基督教是不相干的。此想法在当时得到很多人的认同。1949年，新中国决定采用世界通用的公元纪年。

——摘编自朱文哲《从“耶稣”到“公元”：近代中国纪年公理之变迁》

材料   从唐玄宗天宝年间后，“天子佚乐，而用不知节”,大地主官僚又大肆兼并土地,公元755年的叛乱进一步加剧了这一局面。地方上诸侯藩镇割据一方,不供贡赋。在这一历史背景下,唐中叶开展了盐业改革。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刘晏出任盐铁使,继续进行这一改革。刘晏对国营盐业政策进行了某些调整。他认识到盐利收入丰厚,但置吏太多,“盐吏多则州县扰”，因此他“但于出盐之乡置盐官……自余州县不复置官”;刘晏对之前的专卖政策进行了改革,将官运官销予以废除,创立了民制官收、商运商销的通商法。当时商人过境,各级地方机构都要加税,这属于法外苛征,增加了商人的负担,刘晏奏请罢之。“诸道加榷盐钱,商人舟所过有税。晏奏罢州县率税，禁堰埭邀以利者。”他在各地设置了“常平盐仓”，贮存官盐。

——据马涛、周原《唐中叶刘晏理财与两税法改革的再评价》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