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道光时，两广总督邓廷桢在奏折中说：“内地商贾航海贸易挈本以行搬运制钱，既苦脚费不赀金银出洋，又恐干例禁”。道咸之际“（各省）入款有减无增，出款有增无减，是以各直省封存正杂等项，渐至通融抵垫解部之款，日少一日”，中央政府的财政“入不敷出为数尚巨”。咸丰三年二月，清文宗奕詝采纳左都御使花沙纳票钞“行虚”的建议，由户部草拟试办银票章程请旨准行。然未总结历代封建政府发行纸币的经验教训，咸丰三年七、八月，京城行银票“市廛观望”，一些商人“相约”抵制，纷纷歇业。宝钞的推行，也使京城一片恐慌。“大商小贾走相告语谓”毕生贸易所积锱铢，异日悉成废纸＇”。“是名为搭收钞票，实则仍概征银。……似此诡词巧取，直以国家正供，恣意侵渔、蠡国害民莫此为甚”。同治元年十一月初七日，清穆宗载淳正式谕令“将直隶、山东、四川、河南等省应征地丁、旗租及各关税课全行停止钞票，改收实银”，历时九年多的票钞便寿终正寝了。

——摘编自文廷海《论清代咸丰间“票钞”改革及其失败》

材料一   变法深刻地改变了秦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面貌，使西秦由一个落后的、被东方各国所鄙视的戎狄之国，一跃而成为七雄之首，不仅为日后秦始皇统一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而且对整个中国封建历史进程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商鞅变法的成功绝非偶然，诚如《荀子·强国》所云：秦“四世有胜，非幸也，数也。”商鞅变法是中国法制史上划时代的大事，它改变了秦国进而改变了古代中国政府管理制度的基本面貌。

——摘编自匡庆东《历史上的商鞅变法》

材料二   变法多年，除了使政府收入显著增加外，其他方面收效甚微，大宋王朝积贫积弱的局面并未改观。王安石尽管本着“天变不足畏，祖宗不足法，人言不足恤”的无畏精神，积极投身变法，但他的变法急功近利，脱离实际，结果欲速不达，反而致使“天下汹汹”。王安石背后的宋神宗，在变法初期给予了王安石大力支持，但随着变法的逐步提升，在不断加大的阻力面前开始动摇。王安石想富国富民，但他的“因天下之力，以生天下之财，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的理想，在实际执行过程中，重点却偏向了“取天下之财”，百姓的负担不仅没有减轻，反而更加严重了。而且变法是在北宋的上层建筑不能有效维护其经济基础和促进社会生产发展的这种背景下发生的，改良是不可能解决封建社会固有的矛盾的，其改革的失败是必然的结局。

——摘编自张守慧《论商鞅变法和王安石变法之成败及其现实意义》

材料 唐高宗中期以后，府兵制逐渐衰微，而边境又屡有战事，边境军、守捉、城、镇等大量增加，常驻戍军逾十万人。当时征战和镇防的兵员多来自募兵。募兵平时没有固定的建制和兵额，当需要时，由兵部依据诏敕，责成州县召募，组成部伍，调往指定地点，由行军镇防的将领指挥，担负征战或军镇戍防任务。募兵名义上是自愿投充，实际上是召募与强制结合，不是名副其实的召募制，而是征募制。此后，由于勋赏不行等原因，百姓往往不愿应募，强制征召增多。中宗、睿宗时变为普遍勒遣。募兵选取的原则是产殷多丁，人才骁勇，装备由州县负责，不足自备。服役其间，免除其本身的租庸调和杂徭，口粮由中央政府供给。服役往返中的给养由沿途州县供应。募兵的服役期限在开元以前一般二或三年，但实际上很难按规定执行，往往被延长，甚至有少年从军，白发方归者。

——摘编自曹大为等编《中国大通史·隋唐五代下》

5 . 材料1970年,美国用于医疗保健的开支大致等于教育的开支。1992年,超过教育加防务、监狱、农产品补贴的全部费用。不断上涨的医疗保险费用导致了国家财政的大量流失、企业生产成本大幅度提高,影响了美国经济的总体发展。在近一个世纪中,几乎每位总统都提出过自己的方案。1993年克林顿总统公布了降低高昂医疗费用,让每一个正式的美国公民享受永久的医疗保险的医疗改革计划。其内容是重新组织医疗保健市场;医疗保险费将由雇主负担80%,员工负担20%。政府应对小企业主予以补助,并给失业者、穷人医疗帮助。其财政来目前联邦医疗费用支出节约下来的费用,以及对香烟征收“罪恶税”。方案刚一出台便引起全国热烈的讨论。学术界认为克林顿计划既要覆盖每个公民,又要降低费用,这很难做到。共和党将医疗改革方案作为攻击克林顿及其民主党的主要目标。克林顿的计划方案原本就非常繁琐复杂,经过专家、政客的轮番的讨论,再经过广告媒体的渲染和形象化的解释,美国民众非常不解,最终克林顿计划失败。

——摘编自荣霞《克林顿政府的医疗保险制度改革》

材料一   西汉承袭了秦的户籍制度，与此同时又采用了编户以及乡亭制等有力措施把农民固着在土地上，以使土地得以充分有效的利用，从而保证国家有充足的赋税收入。汉政府表彰累世同居，法律禁止父母健在的情况下子孙分门立户，魏晋时期，政府颁布了“户律”，实行编户齐民，将户籍管理法律化。宋朝实行都保制，王安石变法时期又实行保甲制度强化对社会的控制。宋朝有最为典型的特权户籍"官户”，它可享受荫补（即做官的资格），减免某些税收，差役免除和减免刑法等特权。元代以后，工匠被编入专门的户籍叫“匠户”。明代以户帖制与黄册制登记户口，将户口、土地和赋税三者合一。在管理上，明朝实行里甲制，严格限制人口的流动，邻里之间，相互监视，相互举报，处在政府的严密控制之下。清朝康熙之后，随着“摊丁入亩”政策的推行，赋税和户口之间的关系被土地所取代，户籍申报编制的经济意义降低。随着保甲制度在全国范围的广泛建立，乾隆三十七年，取消五年一次的户口编审制度，代之以通过“岁计”了解各地户口增减情况，淡化了户籍的赋税功能，而强化了政治控制功能。

——江立华《我国古代的户籍制度及其特点》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户籍制度经历了从建立到强化再到改革的演变的历程。户籍制度内涵不断扩大，功能不断异化。“为土地改户籍”、城市户籍含金量不减反增等现象成为制约农村人口迁入城市的重要因素。人口城镇化是现代化的重要标志，作为人口城镇化的重要制度障碍，户籍制度改革迫在眉睫。成都市从2003年以来，先后进行5次改革，改革力度大，备受社会各界关注。其改革是采取先改内容再改形式，通过降低入户门槛及其他相关的配套制度改革，顺利实现了二元户籍制度向一元户籍制度的转变，极大的推动了域内人口城镇化进程。成都户籍制度的改革在较大程度上还原了户籍本原功能，是一元户籍制度改革的创新典范。

——徐茂《人口城镇化视野下的成都户籍制度改革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