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武帝时，经过一番改革，国力强盛。一方面，朝廷直接控制的区域较前代大大增加；另一方面，地方豪强势力以强凌弱、武断乡曲的现象十分常见，郡国吏治日趋腐败怠惰。元封五年，汉武帝把全国分为十三个监察区域，叫十三州部，每州部设刺史一人。刺史每年八月巡视所部郡国，“以六条问事”。这六条详细规定了刺史监察的范围……刺史由丞相派属员分任，秩六百石，代表朝廷，故“位卑而权重”。十三部刺史的设立，加强了朝廷对地方的控制。

——摘编自王宇星、卜宪群《西汉刺史制度是一大创举》等

材料二：元朝时制定了《定台纲三十六条》等法规。这些法规改变了历朝奉行的“以卑察尊”传统，第一次使监察制度得到国家法律保障。元在中央设御史台，与中书省、枢密院地位等同，并有权弹劾这些部门。在地方置行台和廉访司，行台具有“弹劾行中书省、宣慰司及以下诸司官吏”的权力，行省行政体系与行台监察体系各自平行，互不统属。廉访司负责监察行省以下路、府、州、县。元代监察体系覆盖全国，为明清监察体系的完善奠定了基础，是现代中央、省、市(县)三级监察体系的最早模型。

——摘编自李晓春《从制度改革看元代监察体制的历史贡献》

材料一   除了军事与经济资源的互为挹注，这些封君与周王室之间，也依仗宗族纽带，用祖先崇拜的繁缛礼仪，以朝贡、觐见、馈赠、通婚、封赏……不断加强亲戚之间的关系……亲缘网络的伦理要求，是敦睦亲戚的孝道。于是，周人统治的机制，取得了道德的意义。

——摘编自许倬云《万古江河：中国历史文化的转折与开展》

材料二 （中国政制）达臻“文明”一途，实应归功于西周的创制。……西周政治里显然有浓厚的贵族色彩，而“共主”名义下的地方分权体制……与秦以后一统的君主“独制”格局泾渭分明。因此古贤多称周秦之间为“天下一大变局”。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   由于夏、商、西周朝代的共主与各诸侯国都是作为相对独立的政治行为体并列存在，使得该时期的大一统主要体现在土地、民心层面，而秦统一六国则最终实现了制度层面的天下大一统。在此过程中，尽管历次朝代更迭都会出现土地及民心层面的天下分裂，但伴随着民族文化的碰撞与融合，也使得土地范围从中原地区不断向四方扩展，民心也更加凝聚到对共主的认同上，并在最终经历过春秋战国的重重洗礼之后实现了制度层面上从统一礼仪向建立秦朝中央集权体制的飞跃。

——王宣华《先秦中原文化区域“大一统”秩序观及当代价值探析》

材料一   在古代中国，西周的封君封臣制经过春秋战国几个世纪的磨合、演变，形成了以血缘关系为基础、长达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这一制度极其严密、坚固，其内在的传承性也极其顽强。那么究竟是什么使中国的皇权专制政体如此无懈可击、无缝可钻、坚如铁桶？国家原则和家庭伦理同构的高度垄断的国家学说和意识形态、具有共同信仰和基本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庞大的官僚统治队伍、对经济生活无孔不入的行政控制恐怕在全世界都是独一无二的，这是中国封建专制社会超稳定结构的三大支柱。中国古代皇权从来没有在法律和制度层面上被分割过，无论君权是君主一人独享还是实际上被别人分享甚至被完全架空，但整个社会的所有政治权力的最终归属在法律和名义上都定于一尊，专属君主。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和玄学兴起，但是这些宗教始终没有形成一种独立的政治组织和政治力量和中国的皇权对抗，相反，它们很快被融入主流意识形态当中。

材料二   在西欧封建社会，王权实际上处于和贵族、教会、自治的城市等各种相对独立的政治力量和政治权力并存的局面，它们既配合，又斗争，即使在以“神授王权”为标志的君主专制最典型、君主权力最集中的时期，君主从贵族、教会、城市收回的行政权、司法权也是不彻底的。英国是西欧封建君主制度发展较早较完备的国家，1066年诺曼底公爵威廉率兵征服英国后，随后王权强化，但英国封建君主始终受到封建大贵族的制约，最典型的是对国王征税权的限制。“王权强化的同时，封建贵族接二连三地伸张他们的权利。……国王要求贵族提供特别（即额外的）捐助，必须征得贵族的同意。”相对于王权来说，宗教组织或教会往往又拥有独立的政治经济利益，王权为寻求自身的巩固和垄断，往往还要屈从于宗教组织和教会，以取得他们的支持。

——均摘编自凤凰文化《中西君主专制制度的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