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随着士族的衰微和十国割据战争进入尾声，宋太宗登基后在沿袭唐朝科举的同时，开始大幅度增加录取名额，使及第者在官职升迁上更受优宠。他首创锁院和糊名两制，并于太平兴国八年（983年）颁布诏令云：“朝廷比较，设贡举以待贤材。……自今贡举人内有曾为僧道者，并须禁断。”进士科考题多为《主圣臣赞诗》《二仪合德诗》等，且多出自儒家经典论著中。赵宋代周而起，除重建国家制度等要务以外，弘扬士德、改变士风也是当务之急。太宗变革科举制度，使之成为改变士风的重要手段，“以儒立国”之气象昭然显现。

——摘编自诸葛忆兵《论北宋初期科举制度之演变》

材料二   辽朝取得燕云十六州后，于会同元年（938年）效仿唐朝，率先在当地实行科举取士。对儒家文化深感兴趣的辽圣宗，于统和六年（988年）遍设府州县学的同时，将科举制推向辽朝全境，并把贡院从南京（今北京）迁至上京临潢府，管理范围也扩至辽朝全境。统治者担心让契丹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会影响契丹族历来强调的尚武骑射精神，故从设立科举之初就严禁契丹族士子以及辽朝北方的其他游牧民族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只允许汉族以及汉化程度较深的渤海族靺鞨士子参加科举考试。因此，虽辽朝拓展了科举取士的地域范围，但是科举并未成为辽朝大多数少数民族士子入住的途径，进士在官僚阶层中所占的比重是有限的。正如有学者称：“在《辽史》中有传或有附传的人，共计272人，其中出身进士者仅22人。”

——摘编自李兵《辽金元科举制度的创新及其政治文化影响》

材料   清朝前期，外交事务由理藩院负责。理藩院是处理边疆民族事务的机构；也处理朝鲜、琉球等藩属国事务；与沙俄多次交涉，还处理对外事务。1842年后，通商口岸不断增多，外交事务频繁；1860年后，公使进驻北京，外国不以“藩属”地位跟清朝交涉，要求设立专门外交机构；1861年，总理衡门成立，外交机构近代化起步。1867年，清政府派遣驻外使节，蒲安臣使团是中国近代第一个外交使团。清末，裁撤总理衙门，设外务部，职权专一，权居六部之上，在政府机构中地位突出，是中国外交正规化的转折点。辛亥革命后，南京临时政府改革外交部，制定外交部官制和组织法，有力推动外交机构近代化。在外交人才选拔上，废除前清保举制，制订外交官任用章程，把兼通外语规定为录用必要条件，淘汰了清末传统型外交人员，创建了较为完善的外交人才培养体系。民国初期，外交部人才鼎盛，外交官素质相对较高，颜惠庆、顾维钧、王正廷等在近代中国外交史上都扮演过重要角色。

——《中国近代外交制度的建立与演变》

材料一   罗马在所征服的地区建立行省来统治当地人民。各个行省都派驻总督治理，一般情况下任期1年。总督拥有该行省的军事、民政和司法全权。其下属人员中，配有一位财各官，负责管理财政和军需供应；另有一位或多位副将，其职位由元老担任，可代理行使总督的部分职权；此外还配备一些副官。因为行省远离罗马，总督实际上不受同僚官员协动情和保民官否决权的限制，在司法方面除了涉及罗马公民的案件，也不受上诉权的束缚、所以，他在行省中握有绝对权力。这就为行省总督滥用职权，横行不法，搜刮钱财，提供了便利条件。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古代史篇（上卷）》

材料二   元代确定了以行中书省作为地方常设行政机构，简称行省，长官为承相。行省以下的行政区划为路、府、州、县，其长官均称达鲁花赤。基层行政机构，农村有社、乡、都，乡设里正，都设主首。城市有隅、坊，设隅正、坊正。行省的重大民政事务必须报呈中书省，军政要务则需呈报枢密院。没有中央的诏旨，行省长官不能更改赋税征收制度，也不得调动军队。中央的监察机构要监督行省官员，行省长官要定期规见皇帝，向皇帝述职。

同时实行“省官互迁”。行省制的确立，是我国政治制度史上的一项重大改革，对后世有巨大影响。

——摘编自朱绍侯、张海鹏、齐涛主编《中国古代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