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朝孔颖达在《春秋左传正义·定公十年》中说：“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华夏”连称，本义指衣冠华美又重礼仪。华夏作为文化、政治实体，在春秋战国时期被周边民族所认同。各族同源共祖的观念得到发展。

——据张帆等《中国历史纲要（上）》

材料二   统一是中国历史发展的主流。造成中华文明这一鲜明个性特征的重要因素，是中国历史上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的“大一统”思想的潜移默化，有利于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形成，而秦汉时期正是这种理念完全定型的关键阶段。秦汉时期的最高统治者，都对统治思想进行了选择，用以规范、整齐全国上下的思想，并构筑了统一的制度文化。秦汉时期的思想家也全力以赴地弘扬“春秋所以大一统者，六合同风，九州共贯也。”

——摘编自黄朴民《论秦汉文化的时代精神》

材料一   春秋时期，郡县制开始萌芽。楚、秦、晋等国出现了县，最初设在边地，带有边防性质。郡的出现比县稍晚，也多在边地。到战国时期，在边地的郡下分设若干县，产生了郡县两级制。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废封国，将郡县制推向全国。郡县制为汉代所沿用。汉武帝分境内为十三州部。这时的州还只是一种监察区，各州置刺史一人，代表中央巡查郡县吏治。到东汉时，刺史已有固定治所，并掌握了地方行政权，对辖区内郡县官吏实行管理，州正式成为地方行政区。州郡县三级制历经两晋南北朝而不变。

——摘编自薛明扬主编《中国传统文化概论》

材料二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

材料一   周人以同姓兄弟或姻姓亲信所封的诸侯国已非过去承认的原有邦国，而是以武力为背景，在原有众多邦国的地域内人为“插队”进去，很像“掺沙子”。这是鉴于殷商孤立而亡的教训，属于周的创造。分封出去的邦国，仍是“有其土，田，人民”的地方实体，并实行贵族世袭统治，地方拥有实权。

——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二   自秦朝中央集权体制建立以来，地方主要官员多由中央政府直接任免，以实现中央对地方的垂直管理。如果说秦朝只是郡守和县令由皇帝和中央政府任命的话，至唐宋时期，“海内一命之官并处于朝廷”，地方州县长官甚至其部属均由中央分发……为防止地方权力坐大，汉代通过“推恩令”，使地方诸侯失去了地方治权；宋代通过“制钱谷”，控制了地方财权……秦朝的御史府、汉代的十三州刺史、北宋的监司和通判等，均是代表中央政府负责监察地方的官员，发挥着“以小驭大，以卑监尊”的功效……地方政权的划界，就演变趋势而言，也越来越淡化山川形便，究其原因在于若地方政区地形过于险峻，易守难攻，易形成割据势力。

——摘编自丁祥《中国古代政治制度两大基本关系的剖析》